但隨著激進的社會革命成為過去，隨著漸進性的經濟建設已經到來，在激進的社會革命變革了社會結構為人的解放創造了前提和條件，使人在漸進性的經濟建設中，開始得以實現自身時，人與生命重又以更單純的形式成為社會時代的中心，也成為文學的中心。如果說，五四時代“人的文學”因人與社會的衝突而將批判鋒芒指向社會，重點仍在批判社會，因而由注重社會性的男性作家任主角的話，那麼，在今天，“人的文學”則因著重點就在人自身，因而由注重人性的女性作家改唱主角就是一件順理成章之事了。要而言之，這是人的解放的著重點發生轉換這一曆史發展趨勢所導致的必然。
第二，這種人的解放的注重點的轉換的一個顯著標誌是，人的個體生命價值被得到最充分地尊重，拒絕接受那些以曆史進步社會革命名義將人的個體生命犧牲將苦難承擔合理化的絕對論。這在劉小楓對基督神學的張揚及其對中國文化思想界的巨大影響上，在對保爾與冬妮亞戀情對林道靜餘永澤戀情的重新評價上，在新曆史小說對革命曆史的重新書寫上，都得以突出地體現。女性寫作由於其自身特點，將個體生命價值的發現、實施、受阻，作為自己寫作的中心，（此點已被人多有論述，此處不贅。）可謂適逢其時。（此點卻常被忽略）
第三，正是由於對個體生命價值的高度尊重，導致了對個體生命的日常生活、情感、欲望的重視及對其種種複雜、微妙、細膩、深入形態地勘察。因為對於一個個普普通通的世俗中的個體生命而言，叱吒風雲的政治際會畢竟遠離於他們自身，對個人日常生活、情感、欲望的重視及對其種種複雜、微妙、細膩、深入形態地勘察，既是對個體生命價值的高度尊重，是文學對人關注中心點的一次根本位移，也是對人的存在的一種更根本更普泛更深入的探問。不論是被世人看好的女性小說創作還是被世人所輕視的“小女人散文”，其文學成就可能高低不一，但上述特征卻是共同具有的。
第四，這種對個體生命價值的高度尊重，還體現在對人的欲望、物質、生命感受的充分描寫與張揚上，女性寫作又常常被稱之為軀體寫作，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這一特點，又與當今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對人的欲望、物質、生命感受的張揚相一致，其積極作用、消極作用暫且按下不提，這一特點是人的解放途中所必經的階段，卻是毋庸置疑的，對有上千年存天理滅人欲文化傳統的中國，更是如此。
如此，女性文學創作在今日堪稱火爆，就不足為奇了，而用傳統的文學觀念，認為女性文學創作遠離時代重大主題其實為謬見也就為眾人所明識了，實在說，今日女性文學創作，恰因上述四點而寫出了今天新的時代主題。
因為前述四個原因，女性文學創作及其研究，正在“浮出曆史地表”，但這還僅僅是一種基於女性立場的女性獨白，雖然這種獨白還有待於還應該更響亮，但一個新的問題卻必須予以及時地提出，那就是，變女性獨白為兩性對話，變女性文學研究為性別文學研究，而兩性對話與性別文學研究的中心是人，是個人。
為什麼呢？
第一，時代的變化使之然。當階級、政治的色彩漸漸淡褪後，不僅僅是女性的性別角色從遮蔽走向敞亮，男性的性別角色也是如此。就是說，男性也麵臨著一種重新審視自身、自身價值重新定位的轉換需求，這種轉換需求是隨著人的解放的重點的根本位移而同時同步發生的。如果說，女性已經意識到，僅僅是女性的社會解放、社會地位的改變並不能使女性得以根本解放的話，那麼，男性在長期的強勢社會地位的占據中，怎樣意識到自己的人性被這種強勢社會地位所遮蔽、扭曲並使之從中蘇醒、省悟、解放出來，就是今天人的解放的題中急需之義。如果說，女性在傳統的男性話語霸權中，感到了被壓抑的普遍的“屈”，那麼，男性在傳統的話語霸權中，則感到了被迫承當的普遍的“累”。當女性急於要掙脫傳統的男性話語藩籬時，男性又何嚐不應如此？隻有女性與男性共同在新的一輪人的解放中，擺脫傳統社會及政治革命給男女的性別定位，把男女性別的社會定位轉為男女性別的人的定位，男女才能從“累”從“屈”的陰影中走出來。這在其中，不僅需要女性獨白，更為需要的是兩性之間為此而進行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