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的個體生命價值應該得以高度尊重，但為曆史進步所做的犧牲承當也必不可免；人應該有著生命的鮮活與自由，但社會的束縛與抑製又是曆史行進中的必然；人固然不應被物所役，但人的生命享受卻又往往為物所限，類如種種人性與社會性的對立統一的矛盾，在女性為了人性的解放進入社會中心，在男性為了人性解放從社會中心欲返人性家園，成為男女兩性所共同遇到的問題。為什麼男人覺得好女人太少，而女人又到處尋找男子漢？那都是男女在自身所承擔的角色發生了轉換所導致的困惑使之然。隻有在兩性對話中，男女才能對社會性與人性的對立統一的矛盾給以更清醒深刻的認識與把握，才能對這其中的男女性別角色給以更清醒深刻的認識與把握，在這種認識與把握中，人不僅使自己從社會的不斷進步中得到解放，人也使自己在對自己的不斷確證自身中得以解放。
正因此，我很高興的讀到並樂於向大家推薦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的荒林、王光明的《兩性對話》一書。這本書雖然因為女性獨白的聲音太強，以至於兩性對話的聲音太弱，但畢竟這是一個從女性獨白到兩性對話的一個好兆頭。我真誠地希望，真正的兩性對話能從此開始，並成為21世紀的一個世紀強音。
根據地主潮作家研究的新收獲
——讀《土色土香的農村畫卷》
根據地主潮作家是指直接汲取根據地思想資源、文化資源成長起來並在根據地文學、共和國文學發展曆程中漸居主潮的一代作家，其代表作家是柳青、馬烽、賀敬之、郭小川等人。這代作家與丁玲、周立波、艾青等從上海現代都市進入根據地的革命作家不同，丁玲等人所經曆過的現代都市文化與根據地文化的矛盾、衝突、磨合是這代作家所沒有的。這代作家與在新的共和國土壤上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如王蒙、高曉聲、陸文夫、劉紹棠等人也不同，王蒙等人在生命成長期的青春性與共和國在成長期的青春性的同步形態是這代作家所不能充分體現的。但是，上個世紀40年代形成，至50年代後期達到高潮，至60年代中期走向衰落，再到70年代中期最終消失的工農兵文學思潮，其最主要的質素、品格、特征卻在這代作家身上有著最為集中而又鮮明地體現。誠然，如我在其他文章中所係統論述過的，根據地文學是由五四、民間、根據地的三種文學資源組合而成，其間三種文學資源的相互滲透消長起伏，構成了根據地文學、共和國文學的演化形態。在這一演化軌跡中，根據地主潮作家的作用、位置是絕對不能低估的。但是，長期以來，對這些作家的研究卻是極為不夠的，不夠深入，也不夠全麵，大家習慣地以“為政治路線服務”“藝術性不高”等等簡單的判詞，將其置入“昨日黃花”。近年來，對十七年文學的研究有所深入，有所突破，但在這一研究中，也仍然沒有把根據地主潮作家作為一個獨立的群體予以研究。正因此，我欣喜於一套五本的《馬烽研究叢書》的出版，並想就其中段崇軒所撰寫的《土色土香的農村畫卷——馬烽小說藝術論》，談點自己感興趣的話題。
我很認可段崇軒對馬烽創作思想資源的概括：一是民間藝術，二是古典文學，三是五四新文學。這種概括看似簡單，其實中間是很有讓人給以思索之處的。當民間藝術、古典文學從小就讓馬烽背得滾瓜爛熟，化入自己生命的無意識的深處的時候，再加上當時根據地文化對民族化、通俗化、大眾化的推崇，加上馬烽其時所處的傳統化的生存環境，經過馬烽生命深處無意識的篩選、淘汰、改造，進入其文本的現實生活，早已經具備了濃濃的傳統文化的民間因素了。這種因素也許不在於那種我們可以用理性去加以概括的價值指向，卻更多地體現在那不能用一句話來說清楚的趣味、情調、生活習慣等等。陳平原在論及通俗小說時曾說過：“通俗文學中最有價值的並非作家已經說出來的政治見解或宗教觀念，而是其中所表露的那些作家尚未意識到或已經朦朧意識到但無法準確表達的情緒、心理和感覺。研究者的最大興趣在於發現這種‘無意識內容’。段崇軒在本書中，竭力探尋馬烽小說中的“民間性”因素，我以為，陳平原的這一見解，是可以為段崇軒的這一探尋，提供一條足可一試的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