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說到作為馬烽創作思想資源的五四新文學，其實與五四新文學本身已經不盡一致了，就不必說五四新文學中的胡適、周作人等人的創作馬烽相當隔膜，即便如魯迅，也與魯迅本身有著相當的距離。馬烽是通過在延安部隊藝術學校學習才知道了魯迅，然後是讀魯迅的書，是通過魯迅的弟子們周文、丁玲、張天翼等才能夠了解魯迅，就是說，馬烽接受的魯迅，是納入了根據地文化形態的魯迅，所以魯迅對馬烽文學活動的影響，才主要表現在文學與政治、革命；文學與生活；作品的普及與提高政治性與藝術性的關係等等方麵。在這些方麵，我們的研究其實也還是非常不夠的，就以文學的普及來說吧：五四新文學的一個重要內容，我以為就是文學、文化的普及努力。之所以鼓吹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之所以鼓吹“話怎麼說，文章就怎麼寫”，甚至於一度鼓吹用拉丁文取代漢字，其用意之一，都有著便於大眾的積極意圖在內。就這層更深的意義上而不是拘泥於某種具體舉措而言，馬烽小說在通俗化上的成功是與其所接受的五四新文化血肉一體一脈相承的。
段崇軒認為：每一個作家“由於他特定的家庭出身、人生經曆、社會地位、文學觀念等，必然使他的身份變得複雜而模糊起來，形成一種‘多元（位）一體’的狀態，而這種不同身份的組合乃至矛盾，就構成了他風格獨異的文學文本”。段崇軒的這一見解是很值得稱道的，我們對許多作家或者大作家的評判之所以差異極大，有時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各自抓取其“多元（位）一體”中的“一元（位）”而爭執不休。從這一思路出發，段崇軒稱馬烽“是一位集農民的兒子、農村工作幹部、現實主義作家為一體的當代作家”，並通過詳盡仔細的辨析，指出：“當他的‘三位一體’身份處於和諧、統一狀態時，他的作品就顯得樸素明朗、生氣勃勃，達到一個較高的藝術境界。在他五十多年的創作曆史中，有三個引人注目的‘亮點’，而這時正是他的三種身份融合得最好的時候”，而馬烽創作曆程中的兩次“變調”和曲折，“根源也在‘三位一體’的身份組合發生了內在的失衡與矛盾”。應該說，段崇軒對馬烽的這一總結是十分深刻而又到位的，如果他能夠尋此思路再深入下去，探尋馬烽這一代作家之所以有著這樣的“和諧、統一”或者“失衡、矛盾”，其時代原因、文學本體原因、個人原因究竟是什麼，段崇軒就把對這一代作家的研究更向實質處推進一步了，而且是十分關鍵的一步，可惜，在這個問題上，他似乎隻是踏進門檻向裏麵張望了一下，就掉頭他去了。
段崇軒在肯定馬烽是一位現實主義作家的同時，並沒有忘記指出馬烽創作中的另一個極為重要的特點，我甚至以為是可以與其現實主義並列提出的一個特點，那就是：“馬烽是最富有理想的作家之一，隻不過他的理想不是一種個體的理想，不是一種人文理想，而是一種宏大的‘-他們這一代這一社會理想’——類作家所具有的‘現代烏托邦’色彩的社會理想”。我在這裏想進一步提出的有三點：第一，這一社會理想與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文學中所時時出現的“理想”是何關係，不要忘了，在中國的傳統文學中，大團圓的結局，清官的形象，比比皆是，那可都是一種理想的體現嗬。這種理想是民間的，也是社會的。還有，這一“社會理想”的“現代烏托邦”的社會政治色彩，我們的許多的激情、犧牲、獻身，不都是與對這一“現代烏托邦”的向往相關麼？這一“現代烏托邦”色彩的理想，是不是也可以說既是社會的，也是民間的？第二，這樣的一種現實主義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有何區別，如果沒有區別，我們為什麼不用有所特指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者“兩結合”，而要用現在這樣的一種泛稱式的現實主義？從而使現實主義變得麵目模糊？如果有區別，區別何在？第三，在新時期初始的“改革小說”中，在前不久的“現實主義衝擊波”小說中，在當今的“反腐”小說中，我們其實是可以處處看到這樣一種性質的“理想”既“社會理想”的，如是，馬烽這樣的一種創作特點，其生命力之所以如此強大、久遠的原因何在呢？現實意義又如何呢？這都是我們沒有能夠深入展開研究的問題。
段崇軒在本書中，用了極大量的篇幅，歸納、分析了馬烽小說中各類農村人物形象在半個世紀的命運變遷。農村各類人物在半個世紀的命運如何，馬烽的小說，作為敘事，其筆下的農村各類人物命運又是如何，我們在今天又應該如何對此作出評判，這又是一個可以言說出眾多新義的話題。
當然，這本書中還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問題值得我們研究。馬烽確實是需要也是值得花大力氣給以研究的，根據地主潮作家確實是需要也是值得花大力氣給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