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之後政治激情衰退，物欲浪潮洶湧。在物欲貪婪的麵前，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精神環境都急劇地惡化了。人從政治的綁縛中掙脫出來，從科學技術的樊籠裏解放出來，又落入了肉欲狂歡的泥坑。於是，從文學界波及文化思想界，有了人文精神的大討論，有了“二王”、“二張”的論爭交鋒等等。這些討論，多在文化思想範疇內展開，而魯樞元，卻再次憑借自己對人存在狀態的敏銳感覺，意識到了在政治革命、科技狂熱之後，人與世界的關係發生著深刻的變動，這就有了他的“生態文藝學”的誕生，有了他的那本《生態文藝學》。他讚同這樣的一種提法：繼人類史上的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後，即將來臨的時代是一個人類生態學的時代。繼前現代、現代社會後，“後現代”是生態學時代。這種生態包括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精神生態。他認同海德格爾所說的，重整破碎的自然與重建衰敗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人與自然相處的最高境界是人在大地上的“詩意的棲居”。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魯樞元把生態文藝學的著重點放在下列三個方麵，而人又始終居於中心位置：
第一，他是將生態文藝學置入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精神生態形成的精神係統中加以考察。強調指出了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的惡化導致了人的存在狀態的惡化。譬如，男性對於女性的奴役，是從人類對自然的奴役開始的，在女性危機、生態危機、社會道德危機之間存在著一種同步的關係。再如，全球化的負麵作用，是將生態危機擴散到了全世界。
第二，魯樞元對文學藝術與精神生態有著更多的關注。精神生態在人類世界中的位置，就像愛情在男女世界中的位置。他對社會現實中精神生態惡化的種種列舉，具有一種更強烈的現實針對性與批判性。他將現代人的精神病症歸納為：精神的真空化行為的無能化，生活風格的齊一化，存在的疏離化，心靈的拜物化。真可謂鞭辟入裏，一語中的。
第三，魯樞元對狹義的生態文藝——
即反映自然生態的文學作品給予了相應的關注，但他更重視從根本意義上認識生態與文學的關係：生態問題早已從自然界延伸到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領域、文化教育領域以及個人的精神生活領域。生態運動已觸及當代社會人生的各個敏感部位。許多優秀的文藝作品，都是從整體上反映著人在世界上的存在狀態，理論家如果非要從中剝離出單一的自然生態來，反而將是十分困難的。正是因為站在了這樣一種高度，使魯樞元對自然與作品的關係、自然與作家創作的關係，都得到了一種更深刻的觀照。
魯樞元的學術研究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內容上的鮮活性，一是表述上的散文筆法。但前者往往遭人詬病，後者卻頗受人讚譽。對前者的批評主要是責怪其理論體係學術觀點科學性不強，概念不夠準確，邏輯不夠嚴格。對後者的讚譽又多從學術文章的可讀性出發。其實，這二者在魯樞元本身是互為因果有機一體的。魯樞元以人為自己學術研究的對象、中心，尤其關注人的沒有確定性的現實存在，關注人的個體的鮮活性、豐富性、深刻性，這些都是既定現存的概念、體係所無法完全概括的，這就導致了魯樞元學術研究的第一個特點，而相應的表述方式自然非散文語言莫屬了，隻不過已不僅僅局限在可讀性，而成了一種“有意味的形式”。魯樞元原本是中原學人，後移居海南，再移居蘇州。中原曆史上曾是文化中心，其後逐漸淪為邊緣，巨大的落差難免使中原學人潛隱著一種失落感，在這種失落感的不自覺的驅動下，對人的存在狀態的關注就極為自然，這或許是形成魯樞元學術研究個性的一個深隱內在的原因。
河南大學女性文學研究群落述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