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言說》之後，劉思謙老師在女性及女性文學研究上最大的理論貢獻是對“個人”的發現與堅守，這集中地體現在她的《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性》、《帶傷的黎明——195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散文思想內涵解讀》、《都市女性的話語狂歡——重讀“小女人散文”及其命名與評論》、《性別：女性文學研究關鍵詞》、《“十七年”革命曆史長篇小說的經典化與非經典化》、《渴望自由的“娜拉”走到了哪裏》等理論文章中。這一理論貢獻的意義仍然有二：第一，是對女性及女性文學研究的實質性推動。女性及女性文學研究在經曆了女人與男人是一樣的人的“人的自覺”之後的女人與男人是不一樣的人的“性別自覺”之後，步入了“男女都一樣”與“男女不一樣”的做人與做女人無所適從的迷思與怪圈。步入了男女性別對抗的迷思與怪圈，劉思謙老師在認真地研究了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的發展曆程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國女性對自己作為人的主體性探尋，大體上經曆了人（和男人一樣的）——女人（和男人不一樣的）——個人（以獨立的提升了的具體的千差萬別的個人將做人與做女人統一起來）這樣一個曲折艱難的過程，這也恰恰是我國女性文學的一條基本的貫穿性的內在理路……西方女性主義運動大體上也經曆了這樣的過程。”這樣的一個發現與清晰的勾勒，對女性及女性文學研究走出其時陷入的上述的迷思與怪圈，起到了實質性的推動與突破作用。概而言之，其要點有三：一是對女性是“全體女性”神話的解構，一是對男女性別對抗神話的解構，一是給重新認識女性的個體解放與社會解放的關係，提供了新的思路。
正是在這一理路的導引下，劉思謙老師在探討李南央之母等“一二·九”一代女性知識分子在投身革命後，在與革命、男性、人性的糾葛中，其靈魂與命運的扭曲與悲涼；在探討1950年代生女作家是如何因崇拜群眾運動而狂熱，又如何因個人意識的覺醒而走出這狂熱達於理智的清明方麵；在探討1970年代生女作家如何在都市女性小品文中展示了一種全新的現代人生風姿，這種展示卻又因為其與傳統文化觀念全然不同的異質性而被誤讀為“小女人散文”等方麵，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與不凡的成就，並以此深化、豐富了中國學界對上述長達七十餘年的中國思想、精神狀況、曆程的研究。也正是在這一理路的導引下，劉思謙老師對與女性存在最為密切相關卻難度極大的愛情、家庭問題的研究，對開拓性的女性與神性關係的研究，都取得了不菲的收獲。
第二，是因了對個人對女性人文主義的堅守而對1990年代之後中國思想界的混亂與迷茫起到了批判與澄清的作用。
1990年代之後的中國思想界，麵對市場經濟這個怪影在神州大地的遊蕩，有了高揚未經現代性轉換的傳統文化大旗的“新國學”熱；有了“錯把杭州作汴州”的“新左派”熱及後現代、後殖民、東方主義熱，再加上原有的計劃經濟體製話語，誠如劉思謙老師所說：“個人話語的‘一線天’又一次遭遇到改頭換麵的集體話語的窒息和扼殺”，而劉思謙老師則依憑著在女性、女性文學研究中，以女性經驗女性生命為堅固基礎的女性人文主義，堅守著1990年代之後中國思想格局中的“個人話語”陣地，與少數中國現代人文主義知識分子一道，在中國思想界的最前沿，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提供新鮮有效的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