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女性經驗在浮出曆史地表之時，由於其與曆史關聯的陌生性而增加了我們對之理解的困難。女性經驗在範疇上，可以分為日常生活、情欲、母性等等，《研究》一書對此的揭示、剖析是細致的深入的，但女性經驗在本體性層麵上的核心是軀體經驗，其文字外化方式是軀體寫作，《研究》一書對此的相關論述更令人刮目相看：既然女性是被社會既有的價值法則“形成”的，那麼，女性要想在話語形式上，擺脫被“形成”的狀態，就不能沿用、認可社會既有的價值法則，而隻有以自己鮮活的生命需求作為最高的價值準則。或者我們可以將之粗略地簡化為：一方是由政治、經濟、道德、法律等建立起來的社會理性法則，一方是以鮮活的生命需求為依據的個體生命法則，女性經驗、軀體寫作的真正意義，正在於以後者來挑戰、修正前者。在今天這樣一個在新的曆史螺旋上，重新提出“五四”式在“王綱解紐”下人的命題個體的命題的時代，《研究》對女性經驗、軀體寫作意義的探討，其時代前沿性、深刻性不言自明。
河南大學女性研究群落，無疑是中國女性文學研究的重鎮，中國女性文學研究發展到今天，已然蔚成氣象。中國女性文學研究下一步向何處去，突破現狀的瓶頸是什麼？這是每一位女性文學研究者所關注的論題。河南大學女性文學研究群落，對此沒有發表宣言，卻以自己紮實的工作，默默的努力，為中國的女性文學研究拓寬路徑，增加成果：劉思謙老師正在為她的《“娜拉”言說》增寫1930年代生的女作家論內容，從而使這本《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從五四時代至1930年代生女作家，連成一條曆史鏈條中女性的生命代際演化及女性的生命流程的顯示。沈紅芳則開始著手對1950年代、1960年代生女作家的研究，以期成為劉思謙老師《“娜拉”言說》的續篇，使中國的“娜拉言說”更為完整。應該說，1950年代、1960年代生女作家，現在正是中國女性文學力量的中堅，其在1950年代的精神滋養下長大，經曆了“文革”的崩潰，新啟蒙的覺醒，卻又麵臨新的社會轉型中的挑戰與困惑，跨越、包含了幾個時代的價值嬗變，其作為女性思想、精神在此中之曆程、含量，現在無論怎樣評價，都不過分。這一研究既具極強的現實性，又具深隱的“曆史性”，研究起來，頗有難度，然而也正因此才可以構成與《娜拉言說》的對應。
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與現代出版聯係密切相關，河南大學出版社獨具慧眼，不僅於2007年再版了《“娜拉”言說》，而且計劃出版“娜拉言說書係”，不僅出版河南大學女性文學研究群落的研究成果，而且期望以此書係，全麵展示國內外女性研究的最新成果，這一出版盛舉，對促進河南大學女性文學研究群落的發展以及全國女性文學研究的持續發展，無疑具有積極意義。隨著時間的遷延，將會愈益為人們所看到所承認所認同。
當然危機不是沒有譬如學術研究與學科教學力量的青黃不接就是迫在眉睫的難題，然而，危機從來是與新的生機血肉相連的，而無論是就此的下滑，還是就此的新的騰飛，作為位居中原的河南大學的女性文學研究，其供人思索的思想史、學術史、女性知識分子代際史的含義都是意味深長的。
近期新曆史小說研究述評(上)
新曆史小說這一麵目模糊的創作思潮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在中國文壇後，雖然被某些論者稱為“1989-1992年這段時期，最值得文學史記憶的文學現象”，“形成近十年一種令人矚目的小說創作趨向”，並出現了一大批十分著名被廣為關注的作品，如《白鹿原》、《豐乳肥臀》、《夜泊秦淮》、《妻妾成群》等等。但對此的研究卻自1990年代後才真正開始，且並不充分，歧見紛呈。本文試圖對1993年以來至今的對此的研究作一回顧性的評述，以利於增進學界對這一創作思潮及對其研究狀況的認識。
一、關於概念
什麼是新曆史小說？
這一概念如何界定？顏敏認為“試圖給新曆史小說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是一件勉為其難的事”，可取的做法是，在同“已往及同時代的曆史小說的比較中辨別它的新質和特質。”這種新質和特質，顏敏認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傳統意識的曆史小說，“其指涉的對象是真實的曆史世界”；“作家清醒意識到曆史與現實的時間間距的差異”；“它們描述的曆史世界都必須重合意識形態話語所設定的先驗意向性”。新曆史小說“指涉的對象是生活的世界，它們的曆史世界是作家根據曆史流傳性而想像、虛構的世界”；“曆史與現實、記憶與當下的相互滲透並不是一種曆史敘述的禁忌”；“新曆史小說屬於個人性記憶的‘寫作曆史’”。顏敏同時認為“新曆史主義小說”是“十年來新曆史小說趨向中的一個高潮性的表現形態”，主要指1989-1992年這段時期的新曆史小說。張清華則認為：新曆史小說“它們應當分為互相聯係又互相區別的‘中心’與‘邊緣’的兩個部分，其邊緣部分是與‘舊曆史小說’相對立的‘新曆史小說’，其中心部分則是與舊的曆史方法和曆史觀對立的具有‘新曆史主義’傾向的小說”。與“新曆史小說”相區別的“舊曆史小說”，“不是泛指過去所有的曆史小說，而是特指當代那些受到特定政治與意識形態因素影響限定的曆史小說”，“其特征主要有三，一是紅色虛構與意識形態視角；二是泛政治話語寫作；三是善與惡、進步與反動、革命與反革命的簡單二元對立”。“新曆史小說”與之相對的則是“一，回到民間的整合的或多元論的曆史視角……二是民間話語的敘述特征……三是化簡單二元對立為複雜二元對立或二元複合狀態。”“新曆史主義小說”則主要指一批接受西方新潮理論的新銳作家所寫的“反映了一種具有‘新曆史主義’傾向的曆史觀”的曆史小說。與顏、張對新曆史小說的肯定不同，劉聖宇認為，“對所謂‘新曆史小說’的命名主要存在兩方麵的問題，一是沒有充分地考慮文學史上曆史小說的特定內涵；二是僅根據故事發生時間的相近而把藝術追求很少相同的一些作品籠統地稱為‘新曆史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