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新曆史小說產生的原因，研究者們基本上沒有大的歧義。關於新曆史小說產生的原因，陳曉明認為：新時期文學“經過短暫的修複曆史的敘事”（如《天雲山傳奇》、《大牆下的紅玉蘭》），“隨後進入反省曆史的敘事”（如“人性論”、“人道主義”、“主體論”、“異化”的提出），接著是“對曆史本身進行直接的質疑”，“由此出現了一部分小說重新審視革命曆史年代的故事”（如李曉的《相會在K市》、潘軍的《風》、劉震雲的《故鄉天下黃花》、陳忠實的《白鹿原》等）“對曆史直接的審視必然導向對曆史觀念本身的質疑”（如格非的《褐色鳥群》、《青黃》等）。張清華認為，新曆史小說的產生是因為“對現實的焦慮和不安使他們（指中國知識分子和作家們）渴望到曆史中尋求答案和出路”，是因為文學尋根之後對在曆史中汲取力量的失望從而產生對曆史的重新認識。並以為與西方新曆史主義同一體係的解構主義理論的引入中國，也是產生新曆史小說的催化劑。顏敏認為，“新曆史主義小說隱含著對特定政治文化的回避與逃遁。”其主要創作隊伍是由“先鋒派作家與新寫實作家不約而同地遁入‘曆史’”而構成。孫先科認為：“新曆史小說正是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出現裂縫和作家文學編碼意識加強的前提下出現的，它直接的思想源頭有三個：尋根小說對政治性重大事件的摒棄而親和世俗性、‘史’性題材的傾向；先鋒小說的文本戲擬對意義消解的傾向以及新寫實小說向世俗性價值妥協退讓的趨勢”。蔡翔也認為：“嚴格來說，新曆史小說的精神源頭來自於先鋒派作家對意義的顛覆和拆解以及新寫實主義對日常生活的妥協與認同”。新曆史小說“事實上並不隻是在重溫一段曆史，而是在閱讀我們此在的日常性生活。”王世誠認為，新曆史小說“指向一種現實匱乏的生存方式”。“隱含了一種對現實無聲的不滿和委婉的反諷”。鍾本康認為，新曆史小說“是試圖借助曆史這具木乃伊，抒發自己的曆史意識和曆史感慨，撿回現代人失落的魂”。徐肖楠認為：新曆史小說是試圖“在曆史虛構中”，“創造以想像能力超越現實而後返回現實的神話。”肖鷹認為：新曆史小說的“明顯特點是：第一，對自我存在的無曆史性孤獨的危機的深層體認；第二，發現了曆史或曆史性對自我存在的此在（當下）的構成性意義”。從研究者們的諸多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晰地歸納出新曆史小說產生的根本原因：新曆史小說是因為尋根小說、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在現實生活和文化曆史生活中尋求新的精神資源、價值支點受阻或對之不信任從而轉向對曆史的重新認識以試圖從中解脫現實的存在危機的。是尋根小說、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在自身生命力趨於衰竭時，轉向對曆史的重新認識而產生的一種新的小說流派。認清楚這一點至關重要，它可以使我們對新曆史小說之所以衰落一目了然，也可以使我們進一步從深隱層麵對新曆史小說的諸種特征作更深刻準確的把握。
對新曆史小說衰落的原因，研究者們的看法也比較一致。張清華認為，1992年之後，新曆史小說“離曆史客體愈來愈遠，文化意蘊的設置愈加稀薄，娛樂與遊戲傾向越來越重，超驗虛構的意味愈來愈濃……新曆史小說的‘新’似乎正越來越與無數迎合大眾口味與商業規則的‘舊’小說重合，並主動迎合影視大眾藝術的要求與口味，這似乎已標誌著這場曆史與文化烏托邦式的藝術運動的最終衰變與終結”。陳思和從民間立場自身的缺陷這一角度出發，認為：土匪故事和家族史故事這兩大民間題材是新曆史小說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民間因素並不能保證文學藝術對世俗力量的抗拒，相反，當影視的商業手段利用這兩大民間題材來迎合海外市場的需要時，文學史落到了影視皇帝的‘後妃’的可憐地步”。蔡翔從曆史小說作家新的精神立場的缺失這一角度指出：“如果沒有更為強大的思想和堅定的信念導引……在對現實的妥協與認同中”，新曆史小說“很快就會淪落成為取悅大眾並走進大眾消費”。舒也對新曆史小說發展軌跡的描述是：從政治目的論意識形態突圍代之以多元意義曆史觀，最後迷遁於價值虛無主義。程蓉對新曆史小說的衰落做了比較全麵的概括：“進入90年代，新曆史主義作家逐漸由懷疑曆史闡釋的真實性走向顛覆曆史存在的規定性……以共時特征取消曆時特征，以抽象的人性代替具體的曆史過程……新曆史主義小說中的‘曆史’成為純粹的寓言。但是，一種臆想的曆史存在沒有資格對現實指手畫腳，無力負載重建人文價值的使命。因此，把曆史真相從權威政治言說中解放出來的新曆史主義小說家注定無法繼續堅持他們對曆史的文化意義的開掘，純個人的精神探索最終淪落為敘述的遊戲，商業運作乘虛而入”新曆史小說作家“夥同製片商和觀眾一起將曆史的虛無性漸漸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