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西方新曆史主義是撿拾處於曆史邊緣的碎片如日記、軼事、斷簡殘章等等並給以重組來敞開被主流話語遮蔽的曆史麵貌。中國的新曆史小說最初采用的也是這套話語策略，但越往後發展，新曆史小說越用自己的主觀臆想虛構曆史本身，從而如前麵引述的某些論者所說的那樣：“一種臆想的曆史存在沒有資格對現實指手畫腳”。既喪失了能夠立足現實的主體立場，又喪失了對曆史客體的新的重構，新曆史小說除了衰落別無他途。但是，對新曆史小說作家完全放棄對曆史邊緣碎片的搜集、組合的原因，對這些碎片及其組合在新曆史小說興盛階段，在新曆史小說中能否敞亮被主流話語遮蔽的曆史麵貌，能與不能的原因及寫新曆史小說衰落的關係，學界對此都還缺少充分的研究。事實上，新曆史小說從《紅高粱》、《靈旗》開始，正是靠用處於曆史邊緣的碎片，如用民間生活形態取代政治曆史形態，用對個體生命的關注取代對曆史事件的關注，來重構曆史客體，並試圖給今天以意義敞亮從而引起文壇關注的。何以這種曆史的碎片在新曆史小說那裏，越來越沒有生命力？是缺乏今日理性之光的燭照，還是缺乏對今日存在的體驗的溫度？學界對此似乎尚未給以應有的關注。
對於新曆史小說興衰與西方新曆史主義的關係，研究者們論述不多但意見比較一致且十分到位。張清華認為：“在80年代中後期，新曆史主義作為獨立的理論方法尚未得到評介和關注，因而不能想像在國內已經出現了一股以新曆史主義方法為指導的新曆史主義文學思潮。但是，毫無疑問”，作為“西方新曆史主義的基本方法的結構主義乃至後結構主義的理論，在80年代中後期卻已對當代中國的學術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反映在文學的曆史主題寫作中”就是“對以往的主流曆史采取了不約而同的拆解態度”。顏敏也認為，“新曆史主義這個稱謂大概受啟於80年代美國一種新興的文學批評樣式”，但“新曆史主義小說與美國新曆史主義批評並沒有直接和實際的聯係”。同時，研究者們清醒地看到了新曆史小說所體現的與西方新曆史主義相類似的特征，有著中國本土文學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性。
張清華認為：新時期第三代詩歌群體“在1986年的詩歌大展中對自己的詩歌理論主張的闡述，實在已遠遠超過了同時期國內理論界對結構主義理論認識的深度”。陳曉明也認為：“1985年，韓東發表《有關大雁塔》，對楊煉洋溢著曆史激情的《大雁塔》進行針鋒相對的解構”，“在韓東的描述中……曆史不可知，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對於新曆史小說興衰與西方新曆史主義興衰的內在關聯，程蓉也有著十分精辟的概括：“由懷疑曆史文本，尋訪曆史真實到曆史真實的陷落，由挑戰權威曆史言說到過分放縱主體，把玩曆史的‘話語嬉戲’，中國的新曆史主義小說家與西方新曆史主義批評理論留下了一條極其相似的、耐人尋味的軌跡”。西方新曆史主義批評屬於西方後現代理論，中國的新曆史小說所體現的諸種特征，與西方新曆史主義的諸種特征有著驚人的相似性、一致性，因之，新曆史小說也就成為了研究西方後現代理論在中國新時期命運的一個極好個例，一個典範的文本，可惜，研究者們對此還缺少必要的關注，這是多少有點令人遺憾的。
近期新曆史小說研究述評（下）
新曆史小說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出現的最重要的小說思潮之一，但對此的研究卻自1990年代後才真正開始，且並不充分，歧見紛呈。本文試圖從曆史真實、人的存在、敘事策略這三個方麵，對1993年以來學界對新曆史小說的研究狀況作一回顧性的評述，以利於增進對這一創作思潮及對其研究狀況的認識。
曆史真實傳統的曆史小說強調曆史真實及曆史本質的真實，並將之作為對曆史小說本質上的規定性。新曆史小說一方麵重構客觀存在的曆史客體，一方麵重構觀念中的曆史客體，從而在麵對曆史時，表現出了與傳統曆史小說的根本不同，這自然首先引起了研究者們的關注，褒貶評價甚為懸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