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構客觀存在的曆史客體。張清華認為：新曆史小說對曆史的理解和把握“產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即由原來著眼於主體曆史的‘宏偉敘事’而轉向更小規模的‘家族’甚至個人的曆史敘事；由側重於表現外部的曆史行為到側重揭示曆史的主體——人的心理、人性與命運；由原來努力使曆史呈現為整體統一的景觀到刻意使之呈現為細小的碎片狀態；由原來表現出極強的認識目的性——揭示某種‘曆史規律’，到凸現非功利目的隱喻和寓言的‘模糊化’的曆史認知、體驗與敘述”。孫先科認為：“新曆史小說第一個明顯的特征是對重大題材的更置與替換，家族史替代重大的政治曆史事件成為新曆史小說所青睞、所選擇的最主要的題材內容”。新曆史小說：“成功地將‘曆史小說’的‘曆史性’置換為家族性的世俗生活和個人的日常性存在”。新曆史小說的題材經曆了“從‘大’到‘小’，從‘政治性’和公共性到‘家族性’、私密性的轉變。”南帆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他在列舉了大量新曆史小說後指出：“從宏大的戰爭景觀和江山的改朝換代轉向了家族和村落，這首先是一種曆史單位的重新劃定……顯示出微型社會組織在曆史圖景之中的意義——傳統的曆史小說常常忽視後者”。鍾本康認為：“從關注階級的民族的命運，到關注個人的家族的命運，這是新曆史題材先鋒小說在內容上的一個轉折，一個起點”。蔡翔指出：“在新曆史小說中，家庭故事占有極大的比重”。朱水湧指出：在新曆史小說中：“曆史零亂地、碎片般地堆積在那裏，充滿了偶然性與隨機性，家族的曆史與個人的命運布滿了種種神秘的宿命的際遇”。陳曉明在談到新曆史小說代表作家劉震雲的小說創作時也認為：“他關注的是那些生活情境的細微末節”。如果我們注意到了家族小說是新曆史小說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注意到了家族小說對瑣碎日常生存形態描寫的重視，我們就應該承認，研究者們對新曆史小說重構客觀的曆史客體的把握是相當準確的。
研究者們不僅準確地把握了新曆史小說對客觀的曆史客體重構的表現形態，也精辟地指出了這種重構的意義所在。如孫先科指出：“隨著家族史……成為文學曆史話語關注的焦點，新曆史小說從原來的以政治性和道德倫理性為主導內涵的意識形態主題向著消解二元對立深度模式和因果式的邏輯思維框架、淡化政治意識和道德倫理意識的多元、邊緣、弱勢的意識形態轉換、過渡”。南帆指出了描寫普通人日常生存形態的重要性：
“放棄了江山屬誰的傳統曆史興趣……將曆史聚焦點設定在百姓日常生存的維麵之上，承認這種生存的判斷原則”。陳曉明則從呈現曆史的角度肯定了對普通人日常生存形態的肯定：“用那些可笑的凡人瑣事消解龐大的曆史過程”，“為人們提供了鄉土中國的‘曆史圖景’——
不在的曆史”，“因而，失蹤的曆史變成一個無處不在的隱喻，使……那些散漫無序的敘述具有了某種思想底蘊”。當然，也有意見相左的評價，如朱水湧就認為：
“沒有因果與邏輯正義與真理，不存在著崇高與卑鄙，道義與是非……迷失了曆史合目的性發展的方向”。西方新曆史主義將曆史分為大寫的單數的曆史與複數的小寫的曆史。如果說，過去傳統曆史小說所再現的占統治地位的由重大曆史事件構成的曆史是大曆史的話，那麼，現在新曆史小說在將題材“經曆了從‘大到‘小’，從‘政治性’和公共性到‘家族性、私密性的轉變後，就構成了以邊緣性、碎片性的“小曆史”對“大曆史”的解構。在這種解構中，原來被政治曆史話語所遮蔽的曆史的原生態得以敞亮。因為在事實上，政治曆史話語畢竟是對社會生態的一種抽象與提煉，而真正的社會曆史原生態是在經濟的基礎上，在曆史的慣性作用中，由曆史的“總的合力”所構成的，新曆史小說通過家族、村落史中那芸芸百姓的個人性日常存在的展示，敞亮的正是這種社會曆史的原生態。在這其中，傳統曆史小說中政治對曆史的直接的線性作用被經濟的、曆史的慣性、曆史“總的合力”所取代了，而任何一種理論，都不能將這“總的合力”中的各種“力”一一辨析出來，因之，以原有的曆史觀念來解讀新曆史小說，勢必會感到價值判斷的失範。應該說，新曆史小說的研究者們對新曆史小說重構曆史客體的努力的研究與判斷，是相當準確、深刻的。
（二）對曆史觀念中的重構。如果說，新曆史小說重構客觀的曆史客體尚未引起太多非議，甚至對新曆史小說大體持否定立場的劉聖宇也說：“這些作品表達了對曆史過程中人的普遍命運的關懷，對曆史本質的另一種闡釋……與50年代、60年代小說宏大的意識形態敘事真正構成一種張力關係”。那麼，新曆史小說對曆史觀念重構的努力，則因與傳統曆史小說觀念差異過大而被學界所激烈爭論，並因之也涉及到對新曆史小說重構客觀的曆史客體真實性的質疑。張清華指出：“在新曆史主義理論家看來，作為‘存在的曆史’永遠是以作為‘文本的曆史’形式存在的，而它們之間又永遠不是一個等號，用海登·懷特的話來說，‘文本的曆史’僅僅是作者的一種‘修辭想像’……這就為文學創作對曆史的介入活動中的某種虛構與想像提供了合法性依據”，新曆史小說作家將之作為自己的“一種自覺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