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誠也認為新曆史小說重構觀念中的曆史客體，是將曆史作為“一種臆想的虛幻曆史存在”，他將之稱為“詩性超越”並以為這是對新曆史小說“理解的核心”。正是這樣的一種新的曆史觀念，引起了許多批評者的指責。
劉聖宇認為：新曆史小說：“敘述的不是曾經存在過的重大曆史事件和重要曆史人物，而是作家對‘過去’的人生形式的個人想像……自五四以來，被約定俗成地視為嚴肅文學範圍內的中國小說，幾乎從未像這些作品中表現出如此嚴重的疏離曆史的態度，許多評論文章連篇累牘地發揮什麼‘對曆史的解構’‘串拾曆史的碎片’等等，簡直近於癡人說夢”。沈嘉達認為：“新曆史小說作家筆下的‘曆史’不是曆史（正史），隻是某種框架，支撐起作家個人的現實寓意”。並認為如果“隻是把新曆史小說當做一種消解曆史的方式，它還值得我們為之耿耿於懷嗎？”宋曉萍也批評說：新曆史小說之“新”，“意味著它不再執著於曾經發生過某事，出現過某人、時間、地點。不再就曆史作材料的思考，而是把曆史當做思考的材料”。由於新曆史小說重構客觀的曆史客體時，必不可免地有著作家觀念的影子，是作家站在今天對過去的重新編碼。所以，對新曆史小說重構觀念中的曆史客體努力的懷疑，勢必連帶對新曆史小說重構客觀的曆史客體努力的懷疑。丁帆、何言宏認為：“新曆史小說表麵上是對曆史的回歸，實際上有諸多理由可以證明這種回歸曆史是超離曆史的”。他們借用霍爾·福斯特的話對此予以說明：“一，曆史的脈絡被忽視了。二，曆史的連續性被背棄了。三，不但過去的獨特性沒有被注重，現在的需要也被完全忽略。”雍文化從發展的角度批評說：新曆史小說“著意表現曆史的微妙、複雜，以致常常使人對曆史的認識模糊、難解甚或誤入歧途，這未嚐不有助於人們對曆史的思索，對曆史複雜性、豐富性、多樣性的認識。當然，如果再往前推，以為曆史真相常常被人掩蓋，便對曆史的客觀真實性產生懷疑，甚至認為不可知，那就是一種理性的迷失了。”針對新曆史小說對“文本的曆史”的解構，劉中頊批評說：“一般史書評價可以不同”，“其中的曆史記載大多還是比較真實的……我們當然隻能以現存的史料作為曆史事實的基本依據”。針對新曆史小說將曆史通過對過去的人生想像作為自己的現實寓意的做法，劉中頊批評道：“由於古今曆史小說家創作的曆史小說大多具有基本上忠於曆史的習慣，因而……培養出了中國民眾欣賞曆史小說的觀點——至少不把曆史小說中所寫的事件看成是虛假的”。“一些新曆史小說家在寫作中卻又故意采取一些元敘事的方法，引用不少‘資料’加以‘證明’，把新曆史小說裝扮得簡直像曆史檔案、報告文學一般真實，作者也力圖使人們相信他寫的是比任何曆史記載都更真實的事實，這樣，就更增加了對人們認識曆史誤導的迷惑力”。
看得出，研究者們對新曆史小說重構曆史的方式認識、把握是一致的，分歧在於評價的不同。造成評價相異的原因有兩個：第一，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對哪種曆史客體更能體現曆史本質的真實評價不一。這特別體現在對新曆史小說重構客觀的曆史客體的評價中，尤其對那些在村落史、家族史摻入政治力量鬥爭的作品的評價中，意見的對立更為尖銳。譬如認為《豐乳肥臀》、《白鹿原》、《故鄉天下黃花》等作品模糊、歪曲了國共鬥爭的史實、是非。第二，由於對曆史觀念上的不同，導致了對新曆史小說重構觀念中的曆史客體的評價不一。一方持傳統的曆史觀念，認為曆史是一種客觀的實存，一方持新曆史主義的曆史觀，認為曆史是話語中的曆史。由是，評價自然懸殊甚異。
人的存在
無論新曆史小說采用何種方式重構曆史，這種重構的中心始終是人的存在，是種種人的存在形態，這自然引來了研究者們的各種言說。
研究者們首先肯定了人在新曆史小說中的地位。梁旭東認為：
“新曆史小說的導向是非常明確的：人與人性。”王彪認為：“新曆史小說表現的曆史就是中國人的生命曆史與生存曆史”。路文彬認為：新曆史小說“將重構曆史的根基奠定在對於人性的刻意渲染與透視上，由此來彰顯曆史的真正成因”。崔振椿認為：新曆史小說的三種力量：“先鋒派以曆史瞬間個體生命的榮辱盛衰顛覆正統曆史”；“寫實派借正史與人的原生存狀態對照，以此質疑、反叛正統、權威曆史”；文化生命派“以文化視角、生命本體視角去透析曆史”。顏敏認為：新曆史小說“從外在的曆史社會轉向曆史世界中的個人命運，以個體無常的命運曆史替代社會必然性的曆史，以日常生活的隨機性與不確定性替代理性社會的規整性”。徐肖楠則從意義的角度闡釋了人在新曆史小說中的位置：“先鋒曆史小說所虛構的奇異、神秘的曆史事件，並無曆史事實或真正的曆史價值，但對於人類的精神得救卻至為重要”。第二，研究者們指出了新曆史小說中所體現出來的人的種種生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