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清華指出了新曆史小說對人的超時代性超曆史性的描寫。他認為，新曆史小說“側重表現文化、人性、生存範疇中的曆史”，並借用海登·懷特的話說：“這是用一種文化係統的共時性文本來代替一種獨立存在的曆時性文本”。吳義勤也認為，新曆史小說無意再現真實曆史，而是“曆史人生整體化”。
梁旭東等人著重揭示新曆史小說中人的深層內容。梁旭東認為，新曆史小說“展示的是一幅災難人生的畫麵。災難人生，這是小說家透過種種遮蔽，對人的生存狀態所作的一種最深刻的揭示……是一種最基本的人生景觀”。“災難人生有兩種形態，第一，欲念支配下的人生。第二，荒謬狀態中的人生”。路文彬認為：“新曆史主義對於曆史中人醜惡行為舉止的暴露，其旨意也不僅止於所謂國民劣根性的揭示，而意欲深入人物潛意識的心理底層，以探討人性中最為內在最為根本的欲望”。顏敏則將新曆史小說對人的觀照一分為二：先鋒派的新曆史小說：“大都以絕望悲觀的情緒投射在人類的理性盲區和人性的生物根性上，或者追尋個人命運的無常和偶然，或者穿透人的外殼探究晦暗的內心深層，從人類本體的不完善及有限中喟歎苦難的人生，所以，他們的曆史往往是喪失曆時性概念的空殼”。家族小說則是：“祛除了曆史的虛擬性，作家把曆史世界當做實體性的生存時空加以呈現，因而關於苦難的價值意向就從具體的曆史情境中流露出來”。那就是“不能接受那些以曆史名義將苦難合理化製度化的絕對論”。“減輕人為的苦難”。
即使是寫傳統曆史小說中的重大題材，新曆史小說也是將重心落在了對個體生命的觀照上，即重大曆史史實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這史實中個體生命中的價值，這是新曆史小說與傳統曆史小說的極大不同。程蓉以《靈旗》為例指出：“新曆史主義小說表現曆史戰爭，卻著意凸顯戰爭脅迫下的普通將士的生存困境，同情曆史腳步踐踏下的個人的悲劇命運，尊重人的尊嚴和人此世的幸福”。程蓉將之歸結為新曆史小說中的人文意識。這與孫先科對此的看法一致，孫先科同時指出了人文精神在新曆史小說中的另一向度，那就是以《紅高粱》為代表的“以原欲為基礎的粗糲而蓬勃的民間文化精神”。除人文意識外，程蓉還以《故鄉天下黃花》為例，指出了在揭示人的生存狀態時，“新曆史主義小說還常常以民間價值標準去評判屬於政治意識形態範疇的現象和人物”。
第三，正是因為新曆史小說以人、個體生命、欲望、災難人生、存在的荒謬性構成自己曆史文本中的主要內容。所以，與之血肉關聯的曆史形態就往往以偶然性、斷裂性、模糊態、神秘性、荒謬性、悲劇性的麵目得以呈示，並且充滿了一種曆史的頹敗和荒涼，傳統的曆史本質、曆史規律也因之被徹底解構。研究者們對此通過作品評價給予了比較充分的剖析，並由此得出大體一致的結論。沈嘉達認為：在新曆史小說作者看來“曆史就是偶然……曆史同時是欲望化的”。鍾本康認為：新曆史小說作家用偶然性與必然性的分離，因果解體，表現了曆史的不確定性和營造曆史的迷宮。雍文化也認為：新曆史小說與傳統曆史小說的一個根本不同是“較多地關注和表現曆史的偶然性，曆史的不確定性”。楊建國亦持相同觀點；認為新曆史小說“著重揭示人物命運的反常轉換”，“化自己的隨著編織為命運的無常與偶然”。王彪認為：“新曆史小說中的‘故事’，常是片斷的、殘缺的”，“我們很難看到完整的曆史事件”“曆史是由偶然的許多不期而至的巧合組成”。徐肖楠認為：“先鋒曆史小說的神秘主義總是與宿命相連……人的命運早已被神所規定，並且毫無反抗的可能，反抗命運或曆史的結果，隻能是災難和死亡，並且這種反抗本身就已經事先注定。”他並且通過對眾多新曆史小說的具體評析，認為新曆史小說展示的是一幅“頹敗的曆史文化情景”。蔡翔則試圖找尋新曆史小說之所以反複寫偶然、神秘、頹敗、荒證的原因，他指出：“曆史的荒謬感正為自於人對此在的荒謬感受”。可惜這樣深入的追問，在研究中尚未得以充分地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