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策略觀念、內容的變化，勢必帶來敘事策略的變化，對於這種變化，研究者們從下列幾個方麵做了探析：第一，敘事視角的變化。孫先科指出：“新曆史小說在敘事方式上的明顯變化，就是通過將全知全能的外視角改換為限製性的內視角（第一人稱‘我’和第三人稱替代敘事人）從而使被敘述的事件（曆史）打上了個人性、私密性的印記。變‘客觀呈現’為‘主觀呈現’，曆史事件內部的關係性質被重新敘述、重新解釋，曆史事件的意義內涵被翻新或改寫”。
南帆從個人與曆史的關係這一角度論析了“我”在新曆史小說中的作用：“曆史將為‘我’的敘事所定型。作家毫不在乎地暴露‘我’的存在，他們甚至經常用‘我想’‘我猜測’這種輕佻的口吻陳述曆史，填充種種空白之處，裁決模糊的疑點……敘事的可信與否代替了曆史事實的真實與否……敘事人與話語的關係遮蓋了人與曆史的關係”。梁旭東指出，敘事的身份在新曆史小說中的變化特征：“選擇偏離主流意識形態的邊緣人物作為敘述人”。孫先科也認為新曆史小說“采用了具有邊緣性意識形態特征的第三人稱敘述人，從而將‘自我’的曆史改寫為‘他者’的曆史”。並認為“通過改變敘述人的性質，實際上也改變了文本的經驗內容、經驗方式，從而也改變了文本的組織與結構原則”。程光煒則論述了新曆史小說敘事視點的變換，認為“視點的多樣性與敘事的虛構性”“眾聲喧嘩”“這種敘事結構處理顯然增加了曆史容量，與此同時，它也豐富了我們審度曆史的眼光”。
第二，曆史與今天時空的跳躍性。王彪指出：新曆史小說“在敘說曆史的同時，時時讓人感覺到一種現時狀態中的觀照”。“新曆史小說在敘述上常常會出現一個代表現時狀態的敘述者——‘我’。‘我’在曆史與現在之間不停地跳進跳出溝通著與曆史的關聯……展現了小說中‘曆史’的‘敘說年代’”。鍾本康也認為，新曆史小說“常采用當下追尋的視角去建構曆史”。歐陽明在論及新曆史小說的敘事策略時也指出了新曆史小說這種時空跳躍的特點：“縱深往複，跳進跳出”“順時而下，偶或間出”。
梁旭東比較係統地論述了新曆史小說時空的跳躍性特點：“采用多變的敘述方式，著意構建一種曆史與現實，過去與當下之間的對話狀態”“敘述時間是被打亂的，它可以任意組合、構成多重時間相互交疊的狀態”。“通過敘述人或讀者的感覺不斷介入故事的情景，通過人稱轉換，構建現實與曆史雙重空間的交疊”。程蓉指出新曆史小說之所以常常采用“多少年以後回想起來……”這種《百年孤獨》式的著名句式，是為了“使曆史與現實頻繁碰撞、相互滲透，彰顯出曆史的現實意義，而且令人體悟到客觀時間對曆史的界定和人們的心理時間對曆史的感受的本質的不同”。新曆史小說敘事策略上的時空跳躍性，實際上來自於新曆史小說打通過去、現在、未來的需要，是“時間空間化”的需要，是現實與曆史對話的需要。王彪曾就此指出：“不再是往昔歲月的客體真實，也不僅僅是現代意識對曆史的重新觀照與鑄造，曆史成了現在與過去的對話間不斷湧動而出的一種活的時間過程”。
第三，敘事的自我解構。南帆認為：“新曆史小說作者一方麵大量征引史學典籍，較之傳統的曆史小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另一方麵，作家又順手將剛剛建立起來的曆史氣氛破壞殆盡……許多場合，小說之中出現了‘我設想’、‘我猜測’或者‘我想’這樣的字眼，但是，隨後而來的敘事毫不遲疑地將這些猜測和設想當成了必然在故事之中使用”。“葉兆言《棗樹的故事》後半部分不斷地出現這樣的補充說明：‘我深感自己這篇小說寫不完的恐懼。事實上添油加醋，已經使我大為不安。’‘實際上，她的為人和我以上的描寫，有著明顯的格格不入’。”南帆認為“從權威曆史話語的解構到自我解構，這才是（新曆史小說）敘事遊戲的完整路線”。
除去“馬原熱”等少數情形外。學界一般總是把“講什麼”看得重於“怎麼講”，這在新曆史小說的研究中也是如此。對新曆史小說“怎麼講”的研究。似乎還有著給以特別強調的必要。
學界對新曆史小說的研究還有許多應該評述之處，諸如，對新曆史小說中現實與曆史關係的研究，對新曆史小說與古典曆史小說關係的研究，對新曆史小說中價值指向及相應評價的研究，對新曆史小說中家園意識、荒誕意識、死亡意識、性意識的研究等等。限於學力及篇幅所限，茲不一一，有待於來者給以更充分地概括與評述。
十四年抗戰時期文學一瞥
概念的困惑及其他抗戰文學，在一般人的印象裏，或者說，狹義上的抗戰文學，應該指的是1937-1945年間，反映抗戰時期與日寇作鬥爭的文學，所謂與日寇作鬥爭的文學，固然包括反映中國軍民直接與日寇作鬥爭的文學，如丘東平的《一個連長的遭遇》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等等，也應該包括反映間接與日寇作鬥爭的文學，這種文學，又應該分為兩類，一類是作品所寫內容與抗戰生活直接相關，如張天翼的《華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館裏》等等，這類作品中，雖無日寇形象出現，但華威先生之出入於抗戰活動場合，其香居茶館裏圍繞征兵的爭吵，無不與抗戰生活息息相關。另一類作品所寫內容，是反映抗戰時期人的生活形態與精神麵貌的變化的，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康濯的《我的兩家房東》等等，這類作品，所寫內容表麵上看，似乎與抗戰生活不大相關，例如《小二黑結婚》所講乃是一個新的社會形態下的新的愛情故事，但這新的社會形態及這新的愛情故事，卻是在抗戰期間所發生，所以，人們一般將之歸入抗戰文學而不大發生疑義。但循此邏輯我們再往下推演，則不免就會發生困惑了：如果寫抗戰時期新的社會形態下的新的愛情故事，可以歸之於抗戰文學，那麼，何以寫抗戰時期舊的社會形態下的舊的愛情故事，如抗戰時期淪陷區作家所寫的表現男女情愛的小說，就不可以歸之於抗戰文學呢？那也同樣是抗戰時期的中國人的一種人生形態嗬。再往下推演，則我們可以說，梁實秋的《雅舍》，也是可以歸入抗戰文學的，因為那反映了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在大後方的艱苦的生活情形及其樂觀的精神姿態。但將梁實秋這類充滿清新味道的，談日常生活情趣並在日常生活情趣中見出對人生真義理解的《雅舍》及《雅舍小品》，歸之於充滿火藥味的抗戰文學，總是有點讓人覺得不那麼到位。梁實秋本人在抗戰時期所主編的《中央日報》副刊《平明》的“編者的話”中曾說過：“現在抗戰高於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微不同，於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隻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梁實秋的這段議論，在當時被時人冠以“與抗戰無關論”，並引起了一場對梁實秋進行批判的軒然大波。但看來梁實秋本人卻並未被這場批判所折服，《雅舍小品》就可以視為是梁實秋自己上述主張的具體實踐，可見，梁實秋本人是未將自己的此類文字歸入抗戰文學的行列之中的。但魯迅的意見卻與此不盡相同，他在《這也是生活》一文中批評當時的某些人：“教人當吃西瓜時，也該想到我們的土地被割碎，像這西瓜一樣。自然，這是無時無地無事而不愛國，無可訾議……但我自己問，戰士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麵吃，一麵想的儀式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隻覺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卻並不想到此外任何的好聽的大道理……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將魯迅這段話移入關於抗戰文學之於抗戰時期之生活的關係中，我想也是極為貼切極為適用的。張愛玲在論及戰爭與個人生活的關係時，曾說過這樣的話：“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的消息的時候，宿舍裏的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麼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我們還是我們，一塵不染，維持著素日的生活典型……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你不能不承認，這也是一種被戰爭所影響了的生活，雖然其並不那麼讓人激動，讓人感奮。但是，當你將上述種種生活及對其的反映都歸之於抗戰歸之於抗戰文學時，抗戰、抗戰文學，也就因其無所不包，無所不指，因其概念的過於寬泛，失去了特指的規定性，從而也就失去了其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