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統區戰時文學國統區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正麵戰場，但成功地描寫與日寇作戰的作品並不多，常常被史家所稱道的是丘東平的《第七連》《我們在那裏打了敗仗》《一個連長的戰鬥遭遇》姚雪艮的《差半車麥秸》等。丘東平的小說讓讀者看到了“中國的新軍人果然在舊的隊伍中產生了”，姚雪艮的《差半車麥秸》，寫一個被人認為“不夠數兒”而落下個“差半車麥秸”綽號的農民，在抗戰中不斷成長的故事，從而反映了抗日戰爭的全民性。真正能夠體現國統區戰時文學特色和成就的，是那些以批判性見長的作品，這就是張天翼的《華威先生》陳白塵的《升官圖》等等。張天翼的《華威先生》，著重抨擊了抗戰時期，以國民黨為代表的某些人，假借抗戰之名，處處為個人爭取權力。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館裏》，通過地方勢力邢麼吵吵與方治國在茶館裏圍繞著服兵役問題而發生的一場爭吵，特別是通過未出場的新任縣長的形象，揭露了國民黨地方政權的腐敗，揭露了國民黨表麵上大力整治地方吏治的虛偽，並由此揭露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無藥可治的絕境。茅盾的《腐蝕》，以一個失足女特務的日記的形式，生動地展示了國民黨大後方黑暗的特務統治。陳白塵的《升官圖》，是一幅逼真的官場群醜圖，官場中的貪婪、虛偽，見風使舵，落井下石，爾虞我詐，昏庸無恥，通過官場中群醜的形象塑造，被表現得淋漓盡致，呼之欲出。自五四時代始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現代文學對社會的現實批判性，在這些作品中，得以一脈相承的體現與承傳。在過去我們對這些作品的評價上，有兩點是未能給以足夠的關注的，一是這些社會弊端與戰爭的關係。正是在戰爭這樣的一種極端的社會形態中，這些社會弊端才能得以集中的展現與形成。再一個是，我們過去總是將這些社會弊端歸之於國民黨政權的腐朽性，而未能將其視為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社會弊端及其在戰爭形態下的突出顯現。這樣，我們對這些作品的現實的社會批判性就未能在一個曆史進程的維度上，給以更充分的認識，而隻是將其歸之於一個社會平麵的層麵上。
這樣的一種批判性，在那些以拷問人性深層意蘊的作品中，如路翎的《饑餓的郭素娥》及其後在抗戰中完成了一半的《財主的兒女們》夏衍的《法西斯細菌》以胡風為代表的七月詩派的詩作中，體現得更為深隱。以胡風為代表的七月詩派的詩作，及其在小說領域裏的代表——
路翎的小說，重在寫人性在社會中的扭曲及生命力為之的抗爭，夏衍的《法西斯細菌》寫暫時的文明對野蠻的無力中的人的思想與命運的複雜。如果說，前述張天翼的《華威先生》等，雖然也寫出了超越一個時代的人物的性格上的特征，但畢竟是以對社會的批判性而為其最為主要的特征的話，那麼，這些作品的最為主要的特征，則是對人性及人的命運在社會中的複雜意蘊的深入挖掘。這一特征，是五四文學的“人的文學”的延展與潛伸。
梁實秋的《雅舍小品》馮至的十四行詩等，是國統區戰時文學中的一組獨特的奇葩。梁實秋的《雅舍小品》寫日常生活的種種情趣與人生哲理，如對男人、女人、中年等各作人生概括的《男人》《女人》《中年》等等。這些作品看似遠離抗戰生活，但在戰時，一經發表卻為戰爭時代的陪都人民所爭相傳閱，這其中的意義是時至今天也仍然沒有給以真正的認識的。周作人在其著名的作為五四文學革命理論宣言的《人的文學》中曾說過：“我所說的人道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至於無我的愛，純粹的利他，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那是超人間的道德，不是人所能為的了”。這一五四時代“人的文學”的重要的思想內涵，在推崇犧牲的火與血的抗戰年代自然易被時代所忽視，但被忽視卻並不等於在實際生活中不存在，梁實秋的《雅舍小品》在其時的風行一時，或許正是對其存在的最好的說明。馮至是一位被魯迅最為推崇的中國現代的詩人，他的十四行詩，是“關於個體與人類的生存狀態、人的生命的形而上的體驗與思考”，是西方現代文明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生命相遇合的結果，在戰火紛飛的抗戰時代，這樣的一種遇合，怎樣說來，也是一個奇跡，那更為深廣的曆史背景，我們也許要到二戰時期的，有英美參加的最為廣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去找，那或許是其在中國的一道獨特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