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劇在國統區的戰時文學中，也是一道奪目的風景線，郭沫若的《屈原》陽翰笙的《天國春秋》等，都是其中的亮點。這些曆史劇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含沙射影以古諷今，將古代曆史在曆史劇中作今天化處理而不完全拘泥於曆史事實。譬如《屈原》中對投降派的尖銳的批判，譬如在劇作中加入了曆史中的屈原身邊所不曾有的嬋娟等等。對曆史所作的這樣的處理，因為切合了當時人們的現實的情感需要，因而，備受當時人們的歡迎，不似現在人們，在觀看曆史劇如《雍正王朝》《漢武大帝》時，總要屢屢以不合曆史史實而非之，這或許也是戰時曆史劇與今天曆史劇在不同時代受眾頭腦中不同的“期待視野”之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的結果吧。作為詩人的郭沫若，其曆史劇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強烈的詩的抒情性，如他在《屈原》中的“雷電頌”即是突出一例。這與其說是郭沫若曆史劇的一個特點，毋寧說成是當時那個時代受眾的抒情的迫切性使之然，或者說，體現了那一時代受眾的迫切的抒情需求。說到這一點，我們不能不提到戴望舒的《我用殘損的手掌》艾青的《火把》田間的《給戰鬥者》等表現抗戰時期中華民族情懷的抒情詩作。這些抒情詩作，不僅在當時讀來讓人心潮澎湃，即使在今天讀來，也仍然會讓人感到熱血沸騰。
國統區戰時文學中，有一個領域在今天特別值得給以深入的打撈與細致的辨析，這就是當時反映國民黨抗日的作品。這些作品由於其後話語權力作用的結果，我們對其往往缺乏必要的了解與認識，從而使這一領域成為一個明顯的“被遮蔽區”，或者是受到不應有的扭曲與批判。就拿陳銓的《野玫瑰》來說吧，劇作表現的是國民黨特工人員在其時受命鏟除漢奸的故事，但這一劇本在發表之初，即受到批評，其後，長時間不為人知，即使在今天，其實也沒有受到應有的了解與重視。
解放區戰時文學解放區戰時文學因為與其後四年的文學及再往後的十七年文學血肉相承，所以，一直被大眾所熟知。但熟知與真知還是有一段遙遠的距離的，我們今天重說解放區戰時文學，也隻是試圖縮小這一距離而已。
解放區戰時文學的最大特點是歌頌。歌頌一個新的社會，一個新的人生。
這種歌頌的一個最主要的特點，是對既定事實的充滿理想性的“改寫”，並通過這樣的一種“改寫”，來表現自己對現實的革命性願望。趙樹理《小二黑結婚》中小二黑、小芹原型的命運，原本是一個非常辛酸悲慘的結局：男主人公被妒嫉他的男青年們毆打致死，而又被偽以自殺假象，男主人公的父親為此狀告各方卻得不到應有的同情。這一結局，原本是中國國民受幾千年封建思想愚昧的結果，在魯迅的筆下，正可以作如潤土、祥林嫂等國民劣根性的標本，但在趙樹理的筆下，卻將這一結局，改寫為一個男女主人公喜結良緣，二諸葛、三仙姑痛改前非（至於三仙姑是否有“前非”，則又另當別論）的大團圓結局。《白毛女》中喜兒的原型，原本是一個對所嫁財主曾心存幻想的農村女子，這在“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就是那一個時代統治階級的思想”的年代，實屬正常，但在《白毛女》中，也因了階級話語的作用，將之改寫為對地主黃世仁、穆仁智們心懷深仇大恨，人物性格也從病態而趨於健康。孫犁自稱其小說的創作，源自於對社會現實、時代人生的“殘破”印象的太深太多，但這太深太多的“殘破”所直接引出的，卻是其作品如《荷花澱》中女性天性的美好純潔。類似這樣的改寫，在解放區戰時文學中，可謂是比比皆是。不難看出，這樣的一種改寫，是基自於對一個新的社會形態的向往與希望，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向往與希望，正是因為著其時解放區的出現。
解放區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其必然的原因。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在解放區之外，私有經濟的惡性膨脹，貧富之間極端的懸殊與對立，壟斷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尖銳矛盾，權力機關的腐敗墮落等等，都使廣大民眾將希望的目光與前行的腳步，投向共產黨所領導的解放區這一全新的社會形態，眾多有誌之士有誌青年潮水般地湧入解放區，解放區的迅速擴大並最終完成了新的共和國的成立，就是最好的曆史的證明。正因此，當解放區這一全新的社會形態出現在為現實所苦的人們麵前之時，大家對此抱以滿腔的熱情與理想，並以此來“改寫”現實，就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了。這樣的一種改寫，是以對社會的理想作為其價值導向的，解放區戰時文學推崇理想化色彩甚濃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至在建國後，再發展為以浪漫主義為主導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兩結合”，也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看，解放區這一全新的社會形態，也可以說是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種種弊端、弊病的有力製衡，而解放區文學，就是對解放區這一全新的社會形態在社會生活、人生形態、情感形態上的形象反映，譬如財富均衡，地位平等，執政廉潔等等，惜乎人們對解放區這一現代性特征及因這一特征的存在，而使中國的現代性呈現某種複合形態的重要性尚缺乏足夠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