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蘇青、梅娘的作品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她們的作品似乎都遠離著抗戰的烽火，而一味的沉浸在自己對個人日常生活的感受之中。研究張愛玲的學者費勇，曾在其《張愛玲傳奇》中記載過一位老作家對張愛玲的斥責：“那時候我們在前線抗戰，她在幹什麼？”這種觀點很能體現一部分人對抗戰時期張愛玲小說創作的看法。蘇青在《關於我》中，曾為自己作過辯護：“是的，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那是我適逢其時，蓋亦不得已耳……我沒有高喊打倒什麼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假使國家不否認我們在淪陷區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殘喘的權利的話”。我以為蘇青的話是頗值得重視的。我們既然讚美大自然的千姿百態，我們既然提倡百花齊放而不是一花獨秀，我們為什麼不承認人生形態多樣性的合理？我們為什麼要把不同人生形態在人生形態上的不同與價值上的高低、能對錯劃等號？我們為什麼要在劃了等號之後，給一種人生形態改變另一種人生形態以行使權力的法理性依據？從生存論的角度說，一個讓普通人、小人物不能生存的社會不是一個健全的社會。從價值論的角度說，我們應該給普通人、小人物以生存、存在的價值上的認可。凡人與超凡的人，將自己的價值目標定在自己個人的日常世俗的生存的人，與將自己的價值目標定在為了一個宏大理想而獻身的人，他們作為個體生命的社會價值的大小可以有所不同，但作為一次性的、不可相互取代相互通約的個體生命，在個體生命自身的存在價值上，他們是平等的，他們都有各自生存、存在的合理性。但我們在一個很長的曆史階段，卻站在整體與曆史的立場上，對這樣的個體生命形態持之過苛，並在這種過苛中，給整體、曆史剝奪個體利益以可乘之機。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所以，在普通個體生命的日常生活浮出曆史地表之時，張愛玲的作品才這樣受到當今國人的賞識，而淪陷區三位女性作家，在淪陷區的特殊環境裏，命定的要在這方麵為國人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淪陷區的通俗文學曾經風行一時，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徐訏與無名氏，前者的代表作是《風蕭蕭》，後者的代表作是《塔裏的女人》。前者寫一個多角愛情與間諜戰的混合型故事，後者寫男女之間的愛情悲劇。通俗文學在淪陷區的風行，意義更多的不在於這些作品意義有多麼深刻，而在於它說明著淪陷區人們精神的某種特征，說明著人的精神世界、日常生活的多樣性。
抗日戰爭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套用我在本文開篇時曾引用過的魯迅“革命時期是沒有好的革命文學的”話，我們可以說，抗戰時期是不可能產生與這場戰爭相媲美的戰爭史詩的，那要等到這場戰爭發生過多少年之後。相較於我國曆史上描寫上層戰爭史詩的《三國演義》，描寫民間戰爭史詩的《水滸傳》，相較於西方及前蘇聯反映二戰的帶有史詩性的作品，我們也希望著在今天或者今後，我們有著無愧於抗戰的戰爭史詩的出現，我們期待著。
長篇小說·曆史個性·女性寫作
——陳美蘭教授訪談錄
采訪人《黃河》雜誌“博士論壇”主持人傅書華被采訪人武漢大學中文係博士生導師陳美蘭教授傅陳老師，在學界，您以研究中國當代長篇小說享有盛譽。在2002年《當代作家評論》第2期上，您發表了評價90年代長篇小說的文章《行走的斜線》，這篇文章在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去年《新華文摘》第6期轉載了這篇文章。在文章中，您認為“作為長篇小說的藝術探索，十年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作為精神探索，長篇小說並未顯出特有的光彩”。您並且對《九月寓言》、
《長恨歌》、《塵埃落定》、《務虛筆記》等這樣一些文壇普遍看好的作品提出了一些批評。您可否在這裏對您的觀點作進一步的深入展開，或者，您能否談談您是怎樣想到這個問題的？
陳對於長篇小說在90年代的新發展，前些年我一直沒寫什麼東西，當“長篇熱”正旺的時候，許多朋友希望我發表點意見，但我總感到還把握不準，不敢隨便湊熱鬧。不過我還是一直關注著長篇創作的，也不斷在閱讀作品，不斷地思考。
傅您做學問特別紮實，這是您的一個特點。陳我這人比較笨，善忘，所以每讀一部長篇小說，都要做閱讀筆記，把最突出的感受和所發現的最主要問題記下來，也算是研究的積累吧。十年回過頭來再冷靜思考，一種想法越來越清晰，我強烈地感到這十年來長篇小說創作在藝術創新上確實了不起，這種感覺，是從我國長篇小說20世紀以來曆史發展的比照中獲得的。可以說，長篇小說在上一世紀初進入現代文化語境，逐步建立起小說的現代形態後，其藝術立意、敘事方式、結構的套路等方麵，幾乎在大半個世紀基本上都沒有太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