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中國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也有著自己的曆史遭遇，而我們的作家如何提高自己的深刻感悟力，發出具有中國個性的曆史思考，這不能不還是一種期待。所以我著重提出“作家對曆史和現實的把握力和理解力”的問題，這種力量得到提高和釋放，將是出現震動人心的力作之前提。
傅：一個時代長篇小說的成熟，往往是伴隨著時代矛盾的全麵展開或某種社會形態的完全成熟而出現的，像巴爾紮克、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和我國《紅樓夢》的產生均如此。而當今的長篇小說創作是否因為目前我國市場經濟形態尚未成熟，社會轉型期的矛盾尚未完全展開，缺乏深度的經驗積澱，因之，還沒有達到成熟或高峰的可能。您認為這一看法是否可以成立？
陳：你的看法我認為是有道理的，這是以更深遠的曆史眼光來看待文學的高峰與時代發展的關係。確實，一種具有深邃曆史意蘊的文學，是需要在漫長曆史過程中孕育的，所以，我並沒有過多去議論當前那些迅速反映當今市場經濟環境下的感時之作，這些作品隻要比較真實地描寫今天現實的生活某一方麵或所感受到的某種時代情緒，即使還缺乏更深的理性思考，我認為都是可以理解的。
傅：對這些作品不能要求太高。
陳：而我在那篇文章中所提出研究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描寫過去曆史年代的，拉開了曆史距離，也自然應該有深沉思考的可能。不久前，資深評論家韓瑞亭先生在《文藝報》發表的《時代需要有深度的文學批評》一文中，分析有些作家創作缺乏精神深度的原因，指出：“從個體生存經驗出發去思考和把握這個生存世界，其精神探索也往往囿限於個體生存經驗的範圍，而許多超出作家個體經驗的東西則無從進入作家的視閾之內，或者尚不能為作家所統攬透識，這就不能不限製著作家精神探索的含量和縱深度”，這種分析我認為是非常深刻且切中要害的。
傅：作家要超越這一點是有相當難度的。
陳：當然，我們不可能要求每個作家都成為時代的哲人，但一個偉大的作家，正如韓先生所指出的：“他們對於人類生存世界及本民族社會曆史的精神探求與詩性思考，卻可以超越個體經驗的囿限、而達到同時代並肩而立的哲人高度。”今天我們呼喚文學巨人的出現，不正是這種期待嗎？
傅：現在似乎大家都認為，文學在今天的邊緣化是注定的。而您是否覺得，今天的作家應該具有對曆史和現實的把握能力和理解能力，並且因此認為這可以擺脫文學在今天邊緣化的命運？
陳：當文學以其藝術衝擊力真正能在人們精神領域發生影響，真正給人們的心靈以震動，給人們的情感以開啟和提升，文學是不會被遺忘、被棄置的。這不是堅信不堅信的問題，曆史從來就如此。尤其在今天，當物質化日益擠壓人的精神空間的時候，我不認為，人們會把具有精神力量的文學從自己的生活中驅趕出去。
傅：那麼，我還想請您談一談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我注意到，您在文章中談到的作家大多是指“那些經曆過‘文革’前後的社會生活……經曆了近半個世紀的曆史風雲和現實的變化”，而且，“他們又都不是那些隻熱衷於玩技巧而漠視精神追求的淺薄型的作家”，這代作家在價值觀念上與您這一代及我這一代在50年代出生的人的價值觀念上大體是一致的，您是否因此對他們的不足有著更深切的體會與惋惜？
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這麼說。盡管我和他們不是同代人，但他們這一代的特殊經曆和體驗，曾深深牽動過我的心。我感到他們這一代的創作資源、內心體驗，要比他們的上一代，也比他們的下一代都要更複雜、更豐富，更能迸發出動人心魄的東西。所以，我選取他們作為論證的對象，是有一定理由的。
傅：這一代作家價值觀念初步形成於“十七年”，經曆了“文革”和“新時期”的兩次價值嬗變過程。如您所說，在他們這一代身上，比他們的上一代、也比他們的下一代，都承載了更多的社會各種矛盾、各種“力”、各種價值觀念的衝突，這對他們的創作無疑是極有好處的。上海作協發起組織的全國百名評論家推薦的前十名90年代最有影響的作家，基本上由這一代作家構成。看來，這一代作家確實值得做重點研究。
陳：是的，我真希望有更多的研究他們的作家專論出現。
傅：不過，這是否也會影響、製約了您對60年代、70年代出生作家的價值判斷？我對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價值追求及其在今天的現實意義非常困惑，我很想聽聽您對他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