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不能不承認，我這種年齡層次搞文藝評論，在追蹤文學發展的新態勢上，已經不具優勢。大量閱讀不僅需要精力還需要體力，而且更需要具有能夠麵對種種新異現象的平和心態，這不是件容易的事。說句老實話，對我來說，做上溯曆史的研究比追蹤新潮要輕鬆一些。不過，出於對文學發展的天然情感和興趣，我仍然感到有必要對這兩個新的代際的作家給予密切的關注，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他們繼續在書寫著我們的文學史，能不關心嗎？最近，我和現當代文學專業幾位70年代出生的博士生對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的創作進行了一次座談，他們的許多思考和分析，對我有很大啟發，我在座談中也談了一些見解。
傅：陳老師，您對“十七年文學”也有自己研究的新思路，在2002年的《學術研究》上，您用“新古典主義的成熟與現代性的遺忘”來作出表述。我注意到，您在論述20世紀中國文學時，傾向於認為，現代性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紀性追求，而這種現代性生成的主要基礎是中國發展中的文化土壤，外來因素隻起到誘發和補充作用。在這種前提下，您認為，從近代“五四”再到40年代，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追求是正向前進的；而在此之後，特別是到了“十七年”，就出現了您所說的“新古典主義的成熟與現代性的遺忘”；再到改革開放後的新時期，中國文學又回到現代性追求的路子上來了。但有的論者卻指出，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乃是後發外生型的，不但“五四文學”是一種現代性濃鬱的文學，而且“十七年文學”也是一種典型的現代性文學。您能夠在這方麵談談您的看法嗎？
陳：我用“新古典主義”來概括“十七年文學”的特征，倒不是故意別出心裁，而是希望尋求一種新的角度對這一階段的文學現象作一點科學的說明。近二十多年來，我們對這一階段的文學進行過反複的審視和研討，到今天，大致形成這麼兩種認識路向，一是認為“十七年文學”是一種政治化的文學，受極左路線影響極深，思想內涵單一化，藝術表現模式化，是今天文學發展的對立物；而另一認識路向則認為，既然中國文學在20世紀走上了現代化的航程，那麼，當中的這“十七年”，也應該與現代性接上軌，否則，如何解釋這段萌發於三四十年代，至五六十年代獲得充分發展的文學現象？於是就極力論證這段文學的“現代性特征”。
傅：這確實是過去研究“十七年文學”的兩種最基本最主要的認識路向，也發表了許多的研究文章。陳：當然，這兩種認識路向有許多研究積累都是可取的，過去我自己也曾是這麼認識。但現在再進一步反思，我覺得這兩種認識都有一種共同的欠缺，就是忽略了從“十七年文學”的內在素質去展開論證。
我嚐試用“新古典主義的成熟”來界定“十七年文學”，是希望達到這幾方麵目的：首先，從文學的內在素質來論證它的古典性、非現代性。就我個人的認識，現代性藝術從精神立場來說是高度理智化、理性化；從藝術思維特征來說，它揚棄了直觀化、線性化的運思慣性，更重視主觀直覺，習慣於思維的逆向或雙向運作；從表達方式來說，它重於間接性、模糊性、不確定性等等。而“十七年文學”從其總體上看，則是以理想化代替理智化，強化客觀真實而抑製主觀想像，且重新突現線性的、單向的思維方式，藝術表現也更強調明白曉暢、通俗易懂，等等。是這些內在素質，使“十七年文學”更具有文學的古典色彩。至於現代主義藝術那種基於清醒的理性精神而萌生的感傷、孤獨、冷漠、悲愴的情感基調，在“十七年文學”中幾乎完全被清除、掩蓋，而被豪邁、歡樂的基調所取代。
傅：“十七年文學”中，似乎也有一些潛在的或者沒有被我們給予充分重視的“異質”的存在。
陳：當然，我並不完全否認在“十七年文學”中也有一些體現人性、人情，體現生命感性的作品，像你在《文學評論》上發表的《細讀“十七年”小說中個體生命的碎片》文章中對《百合花》所作的具有深度的分析。但也要看到，這樣的作品在“十七年”中畢竟是一點“碎片”，猶如沙漠中常夾有礦石的小粒在閃爍，卻仍改變不了它作為沙土的性質。這看法不知你同意否？其次，我想說明的是，作為一種經過孕育、發展而形成的特殊文學形態，它必然有自己的美學規範，這種規範發展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臻成熟。我們不能否認，它所追求的是一種帶古典色彩的美，如果我們把它看作是美的無限多彩性中的一種藝術積累的話，那麼，當我們把籠罩著它的政治陰影剝離以後，它在今天我們這個多元格局的藝術天地中是否也可以有它存在的位置？這是我提出這個問題的第二點考慮。
傅：我想插一句，現在有一個流行的稱謂：“紅色經典”。它們能否說就是您所說的體現“新古典主義成熟”的標誌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