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我想可以這麼說。不過，“紅色經典”的稱謂似乎更多強調這些作品的革命色彩，而我主要是從文學素質上來判別它們，體現一種新古典美的“經典”。
傅：剝去籠罩在“十七年文學”上的政治陰影，把“十七年文學”的新古典美作為美的無限多彩性中的一元，這對我們重新評價“十七年文學”在今天的存在意義確實極具說服力。
陳：我將“十七年文學”作為20世紀文學發展中一段特殊的文學過程，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想探討一下中國文學現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也就是說，它向現代化的演進，它的現代性的確立，並不是完全筆直的，它不完全同於西方近代以來，從批判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再到後現代主義這種演進模式。當然，西方這幾種思潮中間也有交錯和重疊，但大體是隨著社會形態的變動，隨著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到壟斷性資本主義時期，到多國化資本主義時期而呈現出藝術潮流的演化。而在中國走上現代化追求的20世紀，文學的演進卻有迂回，“五四”後出現的或稱革命文學思潮，或稱工農兵文學思潮，或稱新古典主義文學思潮，較之“五四”文學，都難以說是一種文學現代性的遞進，而是一種體現農耕文化土壤生長的審美思潮在新的環境下的再生長，它在新的環境下不但得以和現代性文學共存或交錯存在，而且獲得了繼續成熟的條件並在一個時期內占領主流地位。這就是中國文學在進入現代社會以後發展的曆史個性。
傅：陳老師，您從“新古典主義”的提出，談到文學研究中對“曆史個性”的探求問題，我很感興趣，您能否就此展開談談？
陳：我覺得今天我們的文學研究，認真去探求和總結我國文學發展的曆史個性是太重要了。近二十多年來，我們的文學研究獲得了西方文學的參照，無疑大大開拓了我們的視野，獲得了不少新鮮的思想，如對中國20世紀文學的整體性審視眼光，如從與西方文化的多重複雜關係中來重新認識“五四”文學，如以生命意識的視點來透視魯迅的複雜精神世界等等，這些，都確實拓寬了過去我們對現代中國文學的認識。但在以西方文學參照中，由於研究視點的褊狹，也容易導致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的出現，如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現代小說是“次生型”的藝術，強調現代中國文學是對古代文學的“斷裂”，隻承認20世紀文學的情感基調是悲涼的……，這些“論斷”，我以為是很值得我們認真去再審視的。
傅：這些我倒確實沒有認真思考過，更談不到“再審視”。
陳：說中國現代小說是“次生”的，也就是不去正視中國小說有著自身發展的淵源和悠久的傳統。就以孕育於宋代“說話”中的“講史”的中國長篇小說來說，它萌生的時間不但與西方萌生於騎士傳奇的長篇小說的生長大體同時，而且，作為中國第一部完整意義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的出現要比西方最早的長篇小說《巨人傳》的出現要早一百多年，在實現長篇小說的傳奇化向世俗化的轉變方麵也早近一百年。中國作為現實主義文學高峰《紅樓夢》的出現也要比西方19世紀那批被稱作批判現實主義高峰的小說早半個多世紀。小說在中國完全是一種原創性的藝術形式，有著豐富的藝術經驗積累，它在19-20世紀之交確實開始發生重大的變化，逐漸呈現出一些現代小說藝術素質，這當中，西方現代小說經驗的誘發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來自於自身曆史的原因也不應忽視。“五四”以來的小說吸取了不少外國形式的經驗，可並沒有遠離傳統而成為西方小說卵翼下“次生”的成品。這幾年，我正在進行“中國長篇小說現代轉型”的課題研究，從近百年的長篇小說曆史演進的大量資料和大量作品中，更深深地堅信這一點。
傅：您是說，中國文學，特別是作為原創性的小說，在它向現代轉型中確實有自己獨特的軌跡。那麼，我們怎樣看取西方文學這一百多年來，特別是五四時代及新時期這兩個曆史階段對中國小說的影響呢？
陳：盡管我們常說，無論在“五四”時期，還是在世紀末的新時期，西方一兩百年的文藝潮流都在我們這短短的階段中匆匆走了一遍，但這麼“匆匆一走”，並不就等於劃出了我們文學演進的行程，它隻會在我們文學演進的行程中留下一些痕跡，影響我們行程的變異，卻無法也不可能將我們的文學完全納入他們那種發展模式中。所以我想，我們的文學研究的著力點，應該是從自己的文學實踐中來考察它實際的發展理路，尋找出它的曆史個性，而不是隨意被主觀想像所左右，將我們的曆史嫁接到西方文學發展的理路和模式中。當然，這是項很困難的工作，既要細心、耐心地占有、鑽研大量的文學材料，又要具有理論概括和理論闡釋的能力。我從“新古典主義的成熟”這一思路來闡釋20世紀中的“十七年”，也正是想由此在探尋“曆史個性”上作一點小小的嚐試。此說能否成立，我也期待著同行的批評和曆史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