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陳老師。我覺得“曆史個性”是一個非常富有思想含量學術含量的概念值得我們給以特別的重視。
陳：事實上，關於曆史個性的話題還有許多許多，比如，我們在現代化的追求過程中看來也有一種文化守成思潮出現，但它與西方所稱之為“新人文主義”或稱之“審美現代性”的思潮是否在同樣精神等級上的東西？又比如，後現代情緒在我們當今文化領域中似乎也很盛行，但西方的後現代在解構中建構這一趨向與我們現在一些創作僅求“顛覆”的痛快卻不求建構的責任是否可以同日而語？等等，咱們交談時間所限，就不一一展開了吧。
傅：好的。陳老師，最後我還想提一個問題，您是一位女學者，您能否談談如何看待當前女性寫作中的欲望化現象？從曆史來看，中國傳統社會以社會倫理為本位而不是以人為本位，發展到極端，就有了魯迅先生關於中國傳統文化“吃人”的論述，有了“五四”文化，有了文學中“人”的命題、“個人”的命題。類似鬱達夫的《沉淪》這樣寫生命感性的作品，在當時是積極意義大於消極意義的。在今天，“五四”時代“人的解放”的命題還沒有完成，但我覺得，“人的解放”在今天卻受到雙重的夾擊：一方麵是傳統文化的強大慣性裹挾，一方麵是被商業經濟發展中產生的欲望浪潮所騷擾。在這樣的曆史、現實背景下，如果說，80年代中期類似《紅高粱》這樣的作品，雖然有某種粗鄙化傾向，但畢竟因其對生命感性的張揚而顯示出對傳統的衝擊力量。而現在，當欲望浪潮日益泛濫時，我們應該怎樣看取林白、陳染寫生命感性的作品，怎樣看取像《上海寶貝》這樣的作品？
陳：盡管我是女性，但對女性文學關注卻極為有限，所以隻能談點直感性的認識。在談這問題之前，我首先要表明的是，我不同意現在有些輿論，更準確地說是有些“炒作性”的評論那樣，把女性寫作都說成是“欲望寫作”、“軀體寫作”甚至歸結為“下半身寫作”。女性文學產生本身，本來就是為了向男權中心挑戰，為了擺脫女性在社會中的從屬地位，擺脫那種被窺視、被觀賞的處境，以平等的人的姿態活動於社會生活中。而現在，有人竟把女性寫作演繹成裸露女性身體、女性隱私，變成了“形而下”層次的“下半身”寫作，這無疑又會把女性擺在被男性的欣賞和窺視的位置上，同時也是對“軀體寫作”這一概念的莫大誤解。其實，西方的女性作家、批評家提出“軀體寫作”的概念，與我們一些人所誤解的很不一樣，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埃萊娜·西蘇在她的《從潛意識場景到曆史場景》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從未敢在小說中創作一個真正的男人形象，為什麼？因為我以軀體寫作，我是女人，而男人是男人，我對他的快樂一無所知，我無法寫一個沒有身體沒有快感的男人”。這段話據我的理解，她們是在強調自己的寫作要寫出女性自己的真正生命感受，體現女性作為人的一類生命實體介入生活、介入曆史建構的種種可能，用她們的話來說就是：強調“婦女必須把自己寫進本文”，“嵌入世界和曆史”中，從而改變現存的世界和曆史。
傅：但是，寫隱私，寫欲望，也確實是當今一部分女作家寫作中的重要內容。
陳：在當前的創作領域，有部分女作家、特別是部分比較年輕的女作家確實是熱衷於在作品中袒露隱私，宣泄欲望，當然，對這些作品我以為還是要作客觀的分析。有些作品像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從一個女性成長的經曆細膩而又大膽地揭示出性的欲望在女性身上隱秘的萌動過程及由此而驅動著生命的展開和行動上的種種作為。她的寫作看來是要挑開仍然緊裹著我們生活的傳統的虛偽的麵紗，特別要給那些內心齷齪陰暗、表麵卻道貌岸然的偽君子以石破天驚的震撼。這是有它的衝決性意義的。但有些作品其意義所在就值得分析了，像你提到《上海寶貝》，我不否認作者的才華和對當今商業社會時尚風習的敏感和藝術的再現能力，她對時尚語言的創造和運用也是出色的，小說提出的諸如情欲與愛情，缺乏性愛的婚姻的無生命色彩等等命題，並非毫無道理，但我以為這部小說的關鍵問題在於，作者在藝術創造中失去道德感的支配，由此而帶來了場麵展示的失控。在要強化女主人公情欲迸發的合理性的同時，作者似乎忘記了人倫的道德底線和民族的道德底線。當這一基本底線失去後，當人到了情欲一冒，到處都可做愛，和誰都可做愛時，人與動物又有什麼兩樣？我們對作家精神深度的要求是一種更高的要求，而道德感則是起碼的底線。現在創作界、評論界好像正開展關於文藝創作中作家的道德感問題的討論，我覺得這是非常適時的。
傅：陳老師，謝謝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訪，謝謝您談了這麼多精辟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