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繼續說吧，你說的我都記清了。”歇洛克·福爾摩斯說。
“請您注意，下麵就是這個案子的關鍵所在了。我走下樓梯，看見看門人正在門房裏酣睡，酒精燈上的咖啡已經燒開溢到地板上了。我提開壺，熄滅了酒精燈，正想伸手去把那個睡著了的看門人搖醒，忽然他頭頂鈴聲大作，他一下子就驚醒了過來。
“‘費爾普斯先生！’他迷迷糊糊地望著我說道。
“‘我是來看咖啡煮好了沒有的。’
“‘對不起，我煮著煮著就睡著了。’他看了看我，又抬頭看了看仍在顫動著的門鈴，感到非常驚奇。
“‘先生，既然您在這兒，那麼，是誰在按鈴呢？’他問道。
“‘按鈴！’我叫道，‘按什麼鈴？’
“‘剛才的電鈴是從您辦公室按的。’
“我的心猛地一驚，這麼說，有人到我辦公室去了。可我那份至關重要的協定就放在桌了上。我發瘋似地跑上樓，可走廊裏一個人都沒有。福爾摩斯先生，我辦公室也沒有人。一切和我離開時一樣，隻是我抄寫的那份文件原本被人偷走了，桌上隻剩下抄本。”
福爾摩斯筆直地坐在椅子上，搓著雙手。看得出來，他對這個案子已經很有興趣了。他低聲問道：“請問，當時你怎麼辦呢？”
“我馬上想到小偷一定是從側門上下樓的。如果他走的是正門，那我肯定能碰到他。”
“他會不會一直藏在辦公室或走廊裏呢？你不是說走廊的光線很暗嗎？”
“這絕不可能。無論辦公室還是走廊，都沒有藏身的地方，連隻老鼠都藏不住。”
“謝謝，請接著說吧。”
“看門人見我大驚失色的樣子，知道出大事了，就跟著我一起上了樓。我們順走廊奔向通往查爾斯街的陡峭的樓梯。樓底的側門關著，但沒上鎖。我們推開門衝了出去。我記得下樓時附近的鍾敲了三下，時間是九點三刻。”
“這一點很重要。”福爾摩斯邊說邊把這個時間記在了襯衫袖口。
“那晚天很黑，下著毛毛細雨，查爾斯街一個行人都沒有，但街盡頭的白廳路卻還和往常一樣，車輛行人絡繹不絕。我們急得帽子都沒戴，就沿人行道跑了過去，在右手邊的拐角處，站著一個警察。
“‘出了盜竊案，’我氣喘不停地說，‘有人從外交部偷走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你看見有人從這裏走過去嗎？’
“‘我在這裏剛站了一刻鍾，先生。’警察說，‘我隻看見過去一個人，她是一個高高的老婆婆，披著條佩茲利披巾。’
“‘哦，那是我老婆！’看門人大聲說，‘沒別的人過去嗎？’
“‘沒別的人了。’
“‘這麼說，小偷肯定是從左手邊的拐角逃走了。’看門人扯著我的袖子說。
“但我不相信他，我以為他是想把我引開。於是，我問警察：‘請問那個女人是往哪邊走的？’
“‘我不知道，先生，我隻注意到她走過去，但沒特別留意她往哪邊走了。不過，她好像走得很急。’
“‘她走多長時間了？’
“‘嗯，沒走幾分鍾。’
“‘不到五分鍾嗎？’
“‘對，不到五分鍾。’
“‘別浪費時間了，先生，現在每分鍾都很重要，’看門人大聲叫道，‘請相信我，這事絕不是我老婆幹的。我們還是去這條街的左端去吧。好，你不去我去。’他說著，就向另一頭跑。
“我馬上追上去，扯住他的衣袖。
“‘你住哪裏？’我問他。
“‘布裏克斯頓的艾維巷十六號。’他回答道，‘但你別太武斷行事了，費爾普斯先生。我們到這條街的左端或許能打聽到什麼。’
“我想，就照他的意見去做也沒什麼壞處。於是，我們兩個和警察急忙往那邊跑。隻見街上車水馬龍，人來人往，個個行色匆匆地想在這細雨之夜早點回家，沒有一個閑人能告訴我們誰曾經走過。
“我們隻好返回外交部，把樓梯和走廊搜查了一遍，但什麼也沒發現。通往辦公室的走廊鋪著一種米色漆布，如果有人走過，很容易在上麵留下腳印。我們檢查得很仔細，但半個腳印都沒找到。”
“那天晚上一直都下雨嗎？”
“雨大概是從七點鍾開始下的。”
“那麼，那個女人是九點鍾左右進的辦公室，她穿著沾了泥的靴子，怎麼會沒留下腳印呢？”
“很高興你能這麼問。當時我也這麼想。原來這個打雜的女工有個習慣，總是在看門人房裏脫掉靴子，把布拖鞋換上。”
“我明白了，所以，盡管那晚下了雨，但她沒留下腳印，是嗎？這一連串的細節很重要。你們接下來又做了些什麼呢？”
“我們接著仔細檢查了一遍辦公室。我的辦公室沒有暗門，兩扇窗戶離地麵有三十英尺高，而且插銷也從裏麵插上了。地板上鋪著地毯，不可能有地道。天花板是用普通白灰刷的，我敢拿性命擔保，他隻能從惟一的房門逃跑。”
“壁爐是怎樣的？”
“那裏沒有壁爐，隻有一個火爐。電鈴在我寫字台的右邊。按鈴得到我寫字台的右邊去按。但罪犯為什麼要按鈴呢？這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