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非一時的衝動，以為是一個老人返老還童之舉或是對婚姻不滿的臆測是庸常人的想法。在他死後，人們發現了一封於出走之前他寫給他夫人索妮婭的信，信中說：
“很久以來，我一直忍受著生命與信仰不盡一致所帶給我的痛苦和煎熬……如今，我終於在做我長期以來一直想做的事情了：我要去了……人一旦進入到六十歲，就應該到森林中去……當我步入六十歲後，我就希望能夠全身心地獲得安寧和清靜。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的生命、信仰和我的良心之間，就會出現明顯的不一致。”
他還說：“請你理解和相信我，我實在沒有別的辦法，我在家中的地位已經忍無可忍，我不能再在這種奢華的環境中生活……”
在出走的前夜，他在日記中寫道：“不能再睡，我突然做出了出走的最後決定……夜，一片漆黑……終於出發了……”
與索妮婭的齟齬隻是一個導火線，一個很大的導火線，但隻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原因。
就在這年的7月，托爾斯泰就秘密地擬好了他最後的遺囑（他一共有五份遺囑）。他在最早的兩份遺囑中都寫明了“放棄作者權”。在另三份遺囑中不知道他是否重提要放棄他的所有家產包括這個莊園，把它們全部分給農民，但是我所見到的這兩份遺囑都聲稱他無法接受他的家人因為他的思想而致富這種情況。讓他的作品“沒有阻礙地進入公共領域。”
他在距出走的前八日即10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
“一種至高無上的想法讓我產生了巨大的痛苦。我想逃避，想就此消失。”
十三年前，即托爾斯泰六十九歲時，他就有一封寫給妻子的信：“我的生活跟我的信仰不再協調，這早就使我感到痛苦，我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因此我已經決定現在要去做我早就想做的事情——出走。”這封信似乎與他出走前夜的信語調一樣。
一切都是蓄謀已久的。
“巨大的痛苦”一定是信仰的痛苦，信仰由此帶來的不能實現的痛苦——這便是家人阻止他放棄財產的企圖。
可是，在他晚年的傑作《複活》中，他借主人公聶赫留朵夫之口已經再次闡明了他偉大的觀點：
“土地是不可以成為財產對象的，它不可以成為買賣的對象，如同水，空氣，陽光一樣。一切人，對於土地，對於土地給與人們的種種好處，都有同等的權利。”
他甚至在這部作品中直言疾呼：我們這個社會“真理讓豬吃掉了”！
他的信仰無比鮮明：陽光、空氣、水、土地，屬於社會的所有人，屬於所有農民。
托爾斯泰曾說過這麼一段話：“當人們有了惡劣行為的時候，他們總是為自己杜撰出這樣一種世界觀，根據這種世界觀，他們的惡劣行為已不再是惡劣行為，而是不受他們支配的永恒法則的結果……它為一些人注定了低賤的地位和勞動，為另一些人注定了高貴的地位和享受生活幸福的權利。”
偉大的托爾斯泰在他的一生中，由一個曾經沉溺於酒池肉林中的闊少成為了一個道德聖人；由同情農民到完全將立場轉向農民，使自己成為一個農民。他看穿了那個社會，除了沙皇的殘暴外，還有資本主義的瘋狂給農民造成的傷害。他認為先進的科學技術都是上層社會享受的，與農民生活沒有關係。他說：“上層階級的人們應當明白，他們稱之為文明、文化的東西隻不過是少數不勞動的人奴役絕大多數勞動者的手段和結果。”與其說他在《複活》中“氣勢磅礴地描寫了人民的苦難”（草嬰語），不如說他借那個拯救了自己的聶赫留朵夫之口，道出了他最後的信仰——這是終其一生和思想總結，是他探索了八十餘年的真理，是普世原則。
當一個人回歸了農民，他的想法必然會十分簡單和天真。
可他的“回歸”又隻是一個夢想，一個與現實抵牾的冒險念頭。雖然他一直以來就開始了成為農民的鋪墊，比如減租息租，比如在莊園辦了一所農民子弟學校，自編教材，親自授課，比如與農民呆在一起，幹所有農活。大畫家列賓曾畫過這位“農民”：短袍，腰紮寬皮帶，手扶木犁，如果說不是那雙鷹似的深邃的雙眼和哲學家似的長髯，你一定會相信這是一個農民，一個老農，一個俄羅斯土地上平凡的老農。他總是在生活中和作品中叨念著農民的貧困和可憐，發誓把拯救農民視為自己的天職。可是現在他不得不隻身出走，應該說，這是一次失敗的出走，他最後沒有看到那些喜氣洋洋因為分到了他土地的農民的表情，似乎是某種宿命的象征，讓他看到的隻是無盡的風雪和鐵軌盡頭的迷茫的暗夜。
他因為年老體衰，受不了這樣的風寒，發起了高燒，渾身發抖，隻好在下一站——阿斯塔波沃車站下車，這場夭折的出走似乎從一開始就預示了它的命運。
好在，他當時已是大名人，車站站長認出了這個生病的老頭子，於是托爾斯泰就歇息在車站的木屋裏。當時，《俄羅斯言論報》恰巧有個記者經過此站，在站台上也認出了托爾斯泰，便很快向報社發回一份電報——是一則簡短的消息：“列夫·托爾斯泰在阿斯塔波沃車站站長家，高燒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