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我有一個夢想的話，那就是用我們的作品重新構築道德。尤內斯庫認為真正的創作動機“是要大家分享存在的驚栗和迷惘，是向上帝和其他人呼喊出自己的憤怒。”那麼在這種狀態下誕生的作品，肯定是道德品質純正的作品。
這個世紀工業和科技的進步當然是前所未有的，我們每時每刻都在享受這種進步帶來的方便，但這個世紀道德的淪喪也是前所未有的，兩次世界大戰、環境汙染、艾滋病、吸毒等均與道德的淪喪有關。作家不能無視於這種惡行，它摧毀的是人類的未來。用作品重新構築道德，首先應該是文學的道德品質。作家應該用自己的聲音，表達他的獨立意誌。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重新喚起當年的激情。激情的寫作是恰到好處的感覺，是作家對文壇頹靡之風保持高度警惕的一種防禦姿態，最後它變成悲壯的抵抗與搏殺——有時也與另一個內心卑瑣、準備棄城的自己決鬥。
延續我們的文學，還要靠作家人格的力量，靠藝術魅力的本身，而不是數量、時尚和文化權利的異化。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乾隆的四萬多首詩並沒有延續我們真正的文學。
我嚐試的這些作品如《失語的村莊》中的氛圍，《櫻桃拐》裏的神秘凶案，《黑藻》中關於黑藻的傳說，《將軍柱》、《梟》等等，如果說這與楚國的地域文化有關的話，我不否認。作家肯定是地域文化的一種表達方式——就像在有銅礦的地方會生長出銅草花一樣。童年的記憶和他的創作情緒是直接相關聯的，如果我們不表達那些真實的生活印痕，那些真實的情緒，我們欺騙的不止是我們自己，還包括千萬的讀者。
文學的魅力應該等同於文學的品質。重視藝術的格調應該重視語言。小說是一種書麵語言。它是文學，而不是特寫和新聞稿。我承認我非常注重小說的語言，但我從來不敢發宣言，因為這會成為口實，被斥之為形式主義和技巧主義而大加撻伐。但小說的生命基因恰恰是語言。因此汪曾祺說，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在小說語言越來越白的時代，這一句話聽聽也許大有益處。我們總是陶醉於像屈原這樣的大師所給我們用語言構築的精神世界裏，那純淨的哀怨和傾訴，那悲愴的祭拜與讚頌……這就是文學的道德力量。你除了敬畏，還能有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