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默生說，防備良心譴責的盾牌就是普遍的習俗。我討厭北京的油滑，上海的浮華。以不倫不類的諷諭作為寓言，企圖逃避批判的責任（批判自己和社會），放棄道德的尊嚴。放棄淚水，拒絕激情，難道文學的根本已經被怪誕的時代更改了嗎？我看見力量正從我們的雙腿間被猛然抽走了。
反諷是這個時代教會的智慧，是時代橫行的副產品，它想剝奪我們。它看到我們手中，孤零零地拿著一塊自己的磚——這就是反諷。
我渴望這樣的力量，帶著刀子上路，不是為了複仇，而是為了壯膽。那麼就拿一塊磚吧——它青苔斑駁，被人踐踏，它醜化了我們的道路，硌傷過我們的經驗。可是，它沉手，對付歹徒很棒。就是這樣，我給我壯膽。讓恐懼在力量的逃亡中滾開，讓黑夜不再孤寂，風聲不再鶴唳，讓魔鬼不再附身。
反諷使我誌得意滿。這是多麼美妙的感覺。我是一個握筆的弱者，我看見我充斥了“啊”和“！”的文章又將淹沒至文學的亂流中。我阻止了向深淵的下滑。譬如，我想寫出像佛教一樣安靜的文字來——這不是沒有可能的。我想擠進人堆裏，以言不由衷的操作策略得到互相認識和吹捧，我試驗過，可是，隻有反諷的力量使我能夠站穩，不至暈眩，並且保持內心的強大。還有，隻有反諷才能使我對社會和自己說話。
我渴望這樣一種力量，它正在剝離我的痛苦，並讓痛苦閃閃發光。
寫作的恐懼
我承認我的生活充滿著恐懼。它來自這個不安全的時代和社會，來自一些似是而非的蠱惑。從童年的恐懼開始，我變得越來越敏銳，是思想使我變得敏銳的——而這種敏銳是痛苦帶來的。他在噩夢中翻滾——我是指我。在噩夢中按照神示的情節寫作（我真的往往這樣，我的小說至少一半來自夢境的煎熬、暗示和醒悟），我一半在書桌前，一半在惡夢裏；我內心強大，外表虛弱；我老是打著嗬欠，但精力旺盛。我在充分認識到我的身體之後，可是啊，我在我源源不斷的文字麵前為什麼如此恐懼和惶惑？我的靈魂與肉體是一回事嗎？我的肉體有時候冬眠，靈魂卻在夏季的高溫中遊走；我的思想已經深寐，而我的肉體卻無比狂暴：它憤怒，焦燥，不停地寫著，在半夜走來走去，驚擾家人與鄰居。我有時候窺視星星，我一個人，在半夜的風中，我看著星星，我多想流淚啊。我這個不眠人，可我的思想與靈魂呢？它正在臣服於哪一家主人，做著最下賤的事情？它遊蕩在哪一顆星星之間，讓我遙不可及？它已經害上了早老年癡呆症，在街頭傻笑，讓人擲屎蛋。我的思想與德性，我的信仰與良知，它正在哪裏？……
說話的權力
罪惡知道人們不會開口說話。這就是罪惡的高妙之處。
我們在適時的時候說話，那是我們的靈魂無法安靜，罪惡和謠言使我們不知所措。但是罪惡的輜重碾過大路，我們的喃喃微不足道。它使大地的戰栗是久遠的。罪惡在緘默——它用它的強音蔑視我們。
我們遭到了罪惡的蔑視。
罪惡是大氣的，而我們卻是狹隘的嗎？
不。我們說話的權力是因為我們自己。它要平衡驚悸，撫摸我們內心的傷痛。它要抗拒那種隨時到來的精神錯亂，他還要隨時聽聽那個清晰的回聲，以免另一個我在風中走失。他要時常呼喚自己，喝斥自己。說，喂，走吧，走吧。作家不是你想象的那種懦夫，他的強大足以抵禦這個世界。並要向曆史說清這個時代對我們的克扣。
說吧，訴苦吧，親愛的朋友。我時常這麼勸自己，並且提醒自己，在語言打盹的時候，我說——說吧，兄弟，我不是站在社會的邊緣；如果你認為你身處邊緣，你即將成為社會的累贅。可我們試圖想放棄那麼一種語言：蔑視，而不是感激。如果我們的軀體已經被時尚廢黜了，我們的語言卻在擴散。這就是寫作的真理。
悲哀（一）
如果我的作品達到了宗教的高度，神也依然隻在我的歌聲裏。
悲哀（二）
為了揭露生活中的陰暗，我們將繞過千山萬水。
悲哀（三）
我發現我越來越對報刊上文字的敘述失去了信心。我漠視它們。我過去曾寫過這麼兩句話：“沙是石頭疲憊的極致，漠視是人疲憊的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