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兩位知識分子的命運來看，人際關係上的成功與失敗很可能會影響到自己事業的前途、命運。試想，如果王國維的恩人不是羅振玉，如果識別出陳布雷這匹千裏馬的伯樂不是蔣介石，王國維和陳布雷的人生又該是怎樣的？從他們的慘痛命運中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人際關係和諧與否的最終評判標準是看它的存在是否有利於你事業理想的實現。整天朋友繞身，歌舞不斷，並非就說明你已經建立了良好的人際關係，酒肉朋友再多又有什麼用呢？在關鍵時刻，誰能為你挺身而出、拔刀相助呢？王國維在早期個人困難之時確實接受了羅振玉不少的好處，可就是這些所謂的好處最後把他逼進了昆明湖；如果沒有蔣介石的慧眼，在我們今天的曆史書上可能找不到陳布雷的英名，但成也老蔣，敗也老蔣，對於這份恩情今天的人又該如何評價呢？我想這隻能是失敗的人際關係的一種形式而已。
類似的情況還存在於魯迅、周作人和胡適的關係中。在“五四”時期，魯迅、周作人和胡適都是“五四”新文學的勇猛鬥士，在反對封建主義思想、反對舊文學的桎梏這一點上，他們有著完全相同的觀點和立場，因而他們並肩作戰，擁有許多共同的語言，這其中自然不乏珍貴的友情。然而，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大規模侵略，以資產階級思想來批判封建主義思想的胡適首先妥協、退讓了，在人民革命與維護舊製度這兩者中選擇了後者，他害怕無產階級革命，向封建營壘投降；周作人則在日本侵華時當了漢奸；隻有魯迅在戰爭的洗禮中，骨頭越發硬了，在思想上完成了由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昔日的兄弟與朋友就難免要用筆杆子進行思想交鋒和理論論戰。他們之間從相互信任到不信任，到對立，最終在兩軍對峙中昔日的友誼蕩然無存。
像這樣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下，人際關係建立的成功與否就很可能不完全是個體的事情了。現實中，更多的人際關係的存在與發展是平淡而沒有原則和主義限製的。在這種情況下，其難度一般來說會大大降低。由於我們當前正在經曆由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所以這一問題顯得相對突出一些，但這一問題會在新體製形成和逐步成熟之後逐漸得到解決。
鄒慧的故事我以前曾隱約聽過，當時的感受很複雜，隻是我很難說清楚。不光是為他，也為我們這些被稱為“驕子”的大學生。這裏把它告訴大家，不知您在看後有何感想？鄒慧是一個來自農村的學生，能上大學已是不容易了，所以他很用功，但淳樸、正直的他卻惹來不少麻煩。那天，他下自習時，正好碰到一夥流氓在欺負一個女生，他奮勇地為她解圍，身上還挨了兩刀。然而，他卻受到了記過的處分，而那個女孩也不敢出來作證，隻因為那夥流氓中有個副校長的公子。結果他反而成了流氓，被認為品質惡劣，同學都對他敬而遠之，那眼光中分明帶有一種鄙視。鄒慧想不通，在床上靜靜地躺著。但他還是想通了，別人不讓我過得好，我偏要過得更好，絕不能讓他們得意。他不管同學的冷嘲熱諷，平靜地對待著。他全然不計較別人的態度，他相信“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他還是那樣一如既往地熱情、真誠，有時他覺得自己是個沒落的英雄，沒有喝彩卻仍不改英雄本色。鄒慧知道那些人不懂他的真誠與熱情，但他不能因此而放棄了自己的品質。他想，就是成了最後的牛仔也情願，一個人在曆史的長河裏，也隻是滄海一粟，又何足惜個人的得失。“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鄒慧隻屬於自己，他的心思隻有筆和紙知道。有一次，班上的一位女同學得了急性胃炎，需送醫院急救。女生們心急如焚地找到班長，但他卻找借口溜脫了，還讓那女生白等了15分鍾。鄒慧聽到此事之後，二話不說，主動和其他同學把病人送往醫院。掛號、拿藥，忙前忙後毫無怨言。但是，人們並未因此而接受他，那個處分依然橫在他與同學之間。他隻有堅持著，不計較別人的態度，用熱情感化別人。他盡可能地幫助別人，盡可能地與其他同學交流，盡可能地多做一些集體事務。他忍著，這麼長的日子都忍過了，還有什麼不能忍的呢？但他清楚：“痛苦難道是白忍受的嗎？”還有一回，平時對鄒慧最看不起的胡誌平遭人誣陷，但是卻沒有人為胡誌平說一句公道話，於是，胡誌平成了一個賊。鄒慧親眼目睹了事情的經過，隻有他知道真正的賊是張曉東。他很想告訴人們真相，隻是想及自己受過的處分，他心有餘悸。他害怕自己又一次英雄難當成狗熊。但又想到自己遭人陷害蒙受不白之冤的痛苦，良知和俠義戰勝了畏縮和明哲保身。胡誌平得到了清白，但張曉東卻對他恨之入骨。鄒慧很坦然，他覺得一個人應該對得起自己，更應該對得起良知。鄒慧的真誠、勇敢、耿直、坦率終於得到了同學的信任，更贏得同學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