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夢破石頭城
當上了英文老師後，我學習的時間比過去多了很多，可是我仍然非常珍惜每一分鍾。當時的動力是一心一意要提高業務水平，做一名合格的英語老師。那時候我除了工作的時間用來備課和授課以外，晚上和周末還要到教師進修學院和師範學院去進修和旁聽，為數不多的幾十元工資常常被我“一擲千金”用來買英語書籍。記得有一天發工資後下班的路上，在外文書店看到一套英文版的《二十世紀世界文學百科全書》影印本，看過來翻過去愛不釋手，一咬牙把連同我選購的幾本詞典和參考書都搬到了付款處。“四十九元五！”從玻璃半牆那邊傳來收銀員清脆的聲音，我從兜裏掏出了還沒動過的那一疊人民幣，繞在人民幣中腰的窄窄的明細條上分明寫著：四十三元六角七分，那可是我整整一個月的工資啊。我東湊西拚，好不容易湊齊了四十九元五，錢從玻璃半牆下麵的那個小圓洞遞了進去。“要發票嗎？”還是那個清脆的聲音。“不要。”我很幹脆。“不要？”那收銀員抬起頭一臉疑惑地打量著我，不知是對我說還是在自言自語：“我還從來沒看過私人買這麼多書呢！”
除了英語，我還同時在南京師範學院夜大學習中國語言文學，當時的誌向可以從我二十多年前寫在《辭海》縮印本卷首的一段話中窺見一斑：“學了幾年英語，一直想用它做個投機，考個什麼心理學之類的研究生。這條路是不少英語專業學生所選擇的路。真正敢搞英語專業的，鳳毛麟角。大衛·柯魯克的信給了我極大的鼓舞。我發覺自己並不比別人差。丟掉了投機倒把的想法，我選定文學翻譯為奮鬥方向。翻譯是一條崎嶇不平的小路，但既然決心已下，我寧可失敗也不做逃兵。翻譯並不是簡單的文字交換，翻譯是再創作。為提高自己的水平，豐富知識，購此書以輔之。書此言以明誌。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
文中提到的大衛·柯魯克是當時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英語顧問的David Crook，他在看到我一篇用英語發表在《中國日報》的文章後，給我寫來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可惜的是這封信的原文早就丟失了，不過他在信尾的兩句話的大意我記憶猶新：“中國需要千千萬萬的優秀英語教師，你無疑是其中的一個。”從大衛·柯魯克的信中不難看出我的英語水平已經大大提高，不再是濫竽充數的南郭處士。我迄今仍然非常懷念柯魯克先生，一個在當時對我來說是高不可攀的英語權威居然給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廠子弟中學的英語老師寫信，而且給以如此高的評價，我的自信心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的考研夢破碎了。
當子弟中學的校長聽說我在準備考研究生時，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談了五條意見：一是培養研究生這樣的高級人才是國家的事，我們子弟中學教師的本職工作就是要做好教學工作，提高升學率，學校不支持我的考研決定；二是原來為支持我學習而做出的不讓我坐班的規定予以取消，立即和其他老師一樣按作息時間上下班，並參加原來不要求我參加的所有政治學習；三是原來為支持我學習英語借給我私人使用和保管的一台錄音機立即收回；四是停止報銷所有我有關業務進修的費用；五是增加課時，除了我正在教的三個初三班以外，馬上接三個初一班的課。那位校長是位轉業軍官，對我的學習一向特別支持，對我的刻苦學習精神和認真的教學態度也特別欣賞，經常在大會小會上表揚我，還為我開了不少小灶支持我的學習。我不但非常尊重他，心裏還充滿了感恩。那天的一番談話不但徹底粉碎了我考研的夢想，而且逼著我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人生道路的下一步。
二十多年前的中國，單位領導這番談話的分量恐怕不是今天的年輕人能理解的。那個年代，什麼都要單位證明和介紹信，學校不支持我的考研決定就等於我連報考的資格都沒有！更糟糕的是我已經完全失去了領導的信任，晉職、加薪和拿獎金的希望也隨之變得渺茫起來。辭職嗎？不但生活沒了來源，一個沒有工作單位的人在社會上更是寸步難行。我久久為之準備的機會被無端地奪走，我燃燒著的希望被一盆冷水澆滅。認命嗎？怨恨校長嗎？說真的，雖然對他報複性的措施憤憤不平，但我在當時就能理解他的做法，迄今仍然對他當初對我的種種照顧非常感激。雖然我深深地熱愛教師這一行，愛我的學生，可我深信這輩子自己還可以做更大的事業，天生我材必有大用！我回到辦公室抹去眼淚暗暗地發誓，繼續尋找機會，時刻準備著，一定要離開這裏！
塞翁失馬知禍福
機會終於來了，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開始恢複和實行自費留學的做法。恰恰此時，我們又與失散三十多年在台灣的祖父一家取得了聯係，祖父願意為我承擔出國留學的費用。可能是出於統戰工作的需要吧，省外事辦公室的幹部明確告訴我，隻要我能被美國大學錄取並拿到去美國的簽證，中國方麵會開綠燈，護照不是問題。他們還特別說明，雖然申請出國留學的過程中需要工作單位的種種證明，但工作單位並無任何審批的權力。我決定破釜沉舟去爭取這一人生不可多得的機會，毅然決然地做出停薪留職的決定，以便衝出學校為阻撓我考研而設置的種種限製，贏得更多的時間為出國所要求的托福考試和其他需要做準備。朋友、同事和家人們都認為我這樣做不可思議。我當時所在的單位南京金陵造船廠是一家從上海遷到南京的大型企業，一直沿用上海的工資製度，在人人都是二級工的年代，金陵造船廠二級工的工資是每月四十三元六角七分，比其他國有企業和大集體所有製的單位高出五塊到十塊，是人人向往的金飯碗企業。我的辭職在當時看不亞於項羽當年“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