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政權偏安一隅，半壁江山，不僅無複漢唐威儀，而且是中國曆史上最孱弱的中央政權。
公元960年，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在開封東北四十裏的陳橋驛組織兵變，黃袍加身，代周自立，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後的一百多年，雖然已無複“漢唐威儀”，卻也是宋王朝比較“承平”的歲月。直到1126年，亦即宋欽宗靖康二年三月，金兀術的拐子鐵騎踏碎了東京的暮春殘夢，將徽、欽二帝俘虜北上，康王趙構倉促出逃，“泥馬渡江”，驚魂甫定，在草長鶯飛的臨安（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這段曆史，也就是嶽武穆《滿江紅》中所慨歎的“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水軟山青的江南以其特有的旖旎風情撫慰著北來君臣受傷的靈魂。應該承認，在南宋統治的一百五十年間，趙宋統治者雖然目的是為了鞏固封建王朝的統治，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但客觀上也使江南人民免遭戰亂，有相對穩定的環境來從事農業、手工業的生產，從而江南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的開發。同時，由於定都臨安，趙匡胤的不肖子孫們將腐化享樂的東京作派移植到煙雨迷蒙的江南，更刺激了長江中下遊城市的繁華。尤其是首都臨安，取代了開封的地位，成了天下第一大城市。當時大旅行家馬可·波羅從意大利威尼斯來到東方，他親自領略了杭州的風采之後，便以極大的熱情讚美這個“堪為世界城市之冠”的“天城”，稱之為“令人心曠神怡醺醺欲醉”的人間天堂。（見《馬可·波羅遊記》第七十六章）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南宋政權偏安一隅，半壁江山，又是中國曆史上最孱弱的中央政權。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對北宋、南宋曾有過八尺方床與行軍帆布床的妙喻。南宋的北麵開始是麵對金軍的虎視，後來又遭遇蒙古鐵騎的侵淩，始終是棲食不安，依靠長江這脆弱的防線來維持偏安一隅的局麵，在“行軍帆布床”上若斷若續著驚悖的夢魘。江湖詩人曾極《古龍屏風》七絕雲：
乘雲遊霧過江東，繪事當年笑葉公。
可恨橫空千丈勢，剪裁今入小屏風。
題下自注：“宣和舊物，高宗攜之渡江，後壞爛，宮官惜之，剪裁背（褙）成屏風，立殿上。”此詩係於《金陵百詠》，當是作者遊金陵行宮的寫實詩。北宋時具有“橫空千丈勢”的一條龍，到了南宋，經剪裁而蜷縮在狹小的屏風上。這件事極具象征意義，使人想到了北宋覆亡、南渡的高宗建立了一個縮手縮腳偏處江左的南宋小朝廷。尤其是在1141年，南宋與金簽訂妥協的“紹興和議”，高宗向金稱臣奉表，受金封為皇帝。宋金兩國東以淮水為界，西以大散關為界。宋割唐、鄧二州及商、秦的一半給金，且每年向金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劉克莊《戊辰即事》以冷語嘲諷雲：“詩人安得有青衫？今歲和戎百萬縑。從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樹養吳蠶。”付出這樣巨大的代價之後，宋與金才能勉強維持近半個世紀的相對穩定的局麵，宋統治者才能“百年歌舞”、“百年沉醉”於水光瀲灩的西子湖畔。至於北伐中原、收複故地，也就變成了五彩迷亂的淒然夢幻。據說高宗五十六歲時將皇位禪讓給孝宗趙伯琮，自己做了逍遙的太上皇。孝宗開頭還想有所作為，常常在他麵前力陳恢複中原的大計，他卻一瓢冷水潑了過去，說：“大哥！等老者百歲以後，你再去研究這個大計劃吧！”於是，南宋君臣多縱情於西湖山水，但求被暖風吹醉，蜷縮在“行軍帆布床”上。這一時期也是永嘉四靈大放異彩的時期。
寧宗在南宋諸帝中應該算是勵精圖治的了，在其恢複祖宗帝業的夢想支撐下，開禧二年（1206）權臣韓侂胄主持了北伐。
開禧北伐大抵是一次條件不成熟的輕率之舉。由於南宋未能使國政一新，以致舊弊未除，新弊又加。例如，南宋與金和議後，對軍製未作徹底改革，軍隊人數也未能有效裁減，戰鬥力很差。可是百姓因供應軍隊賦役，負擔卻比以前增加了許多，因此怨聲載道。
開禧北伐的核心人物韓侂胄是北宋名臣韓琦的曾孫，但他與老成持重的乃祖大異其趣，平日一貫專橫，所信任者中阿諛奉承之輩頗多，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譏。他為了實現執掌朝綱的野心，曾誣告儒臣趙汝愚、朱熹等圖謀不軌，殘酷迫害理學學者，牽連學者達五十九人。此次韓侂胄為了動員社會各界一起準備北伐，曾努力改善自己同文人士大夫們之間的關係，但成效不佳，當時的有名望者多拒絕與韓侂胄合作。例如韓侂胄派人召王阮，王阮義正詞嚴：“失身匪人，為萬世笑。”韓氏派人找樓鑰，樓氏子弟懼禍，勸樓鑰去見韓侂胄，樓鑰卻拿出《顏氏家訓》，訓誡子弟不要壞長輩名節。類似事例頗多，楊萬裏、葉適等均拒絕與韓氏合作。當然，有些較正派的抗戰派官員如辛棄疾、薛叔似等因渴望恢複中原，接受了韓氏及朝廷的委任，但這種人在士大夫名流中畢竟隻是少數。因而開禧北伐之前，民心不摶，士大夫們的心也不齊。兵不精，財也不充，出兵的條件是很不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