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韓侂胄卻急於建立功業。出使金朝的使者回來，向他誤報說金朝“赤地千裏，鬥米萬錢，與韃為仇，卻有內變”，他便信以為真。開禧二年（1206）五月，宋寧宗終於在他的促使下下詔北伐。北伐兵分東、中、西三路，開始時是勝利的，先後攻占泗州、新息縣、褒信縣、虹縣。但之後便接連敗績。特別是東路宿州一戰，主將郭倬為逃活命，竟將部將田俊邁執送金軍，使宋軍蒙受奇恥大辱。金軍隨即發動全麵反攻，先後奪占宋淮南、荊湖、川陝的大片土地，宋軍敗局已定。
這時，朝中的反韓力量已在另一權奸、禮部侍郎史彌遠和韓侂胄的宿敵、寧宗皇後楊氏的聯絡下糾集起來，開禧三年（1207）十一月，假借寧宗旨意，刺殺了韓侂胄。於是政局驟變，主和派占了上風。宋朝便加緊向金朝乞和，結果屈辱地答應了金朝的條件：世為伯（金）侄（宋）之國，增歲幣為銀、絹各三十萬（兩、匹），賠款白銀三百萬兩，更令朝野切齒的是，竟然將倡議北伐的韓侂胄、蘇師旦的人頭函獻金朝。
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
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這首充滿悲憤與不滿的絕句乃是出自當時一位江湖詩人的手筆。開禧北伐以宋朝嚴重受挫而宣告結束，自此南宋財政的潰敗已成無法挽回之勢，詩歌的主旋律也一變四靈時期的散淡平緩為激越悲愴。
由於轄地日蹙，土地兼並日趨嚴重，租稅負擔不合理，因而階級矛盾與社會動亂也不斷加劇。誠如詞人辛棄疾任湖南轉運判官時，給宋孝宗上書所雲：
州以趨辦財賦為急，縣省殘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斂為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吏以取乞貨賂為急，豪民大姓有殘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問。
這樣一來，百姓當然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於是農民大規模地逃走深山，耕地荒廢，國力大為削弱，江湖詩人樂雷發《逃戶》生動地記述了南宋中後期的農民被迫逃亡及逃走後土地被充公的淒涼景象：
租帖名猶在，何人納稅錢？燒侵無主墓，地占沒官田。邊國幹戈滿，蠻州瘴癘偏。不知攜老稚，何處就豐年？
農民雖然逃避了租稅，卻已失土地，四顧茫然，不知道攜帶老小投奔什麼地方去謀食，當時的社會破敗可想而知。積貧積弱的南宋王朝就這樣在風雨飄搖中走到盡頭。在元軍大規模的攻勢下，南宋軍隊節節敗退，皇帝一逃再逃。1279年，元軍圍攻宋少帝避難處廣東厓山，朝臣陸秀夫背負皇帝投海自盡，南宋王朝至此滅亡。
中國曆史上幾次出現這樣的情況：政治上分崩離析、經濟上慘遭破壞、人民顛沛流離的時代，反而催長出思想的騰飛和文化的燦爛。戰國時代如此，魏晉南北朝如此，南宋也是如此。與政治、軍事的一敗塗地形成極大反差的是，南宋一百五十年間，封建文化得到了長足的持續發展。
談到這一百五十年的文化，真可以說是鬱鬱乎文，煌煌大觀！在哲學領域，經北宋周敦頤、程顥、程頤兄弟奠基的理學，進入了呂祖謙、朱熹、陸九淵、張栻的時代，這些巨子將其發揚光大，從世界觀的高度，論證了封建綱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變成了一種以儒家學說為中心，兼容佛道兩家的新形式的儒學，以後曆元、明、清三代一直是我國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與此相呼應的是，石破天驚，南宋區區之地，卻出現了三百六十餘所書院，占兩宋書院總和的百分之七八十，數量上達到空前的地步，質量上也造就了中國書院教育史上空前的輝煌。在繪畫領域，這是李唐、劉鬆年、馬遠、夏圭的時代，畫風也由北宋的雄壯渾厚轉化為空靈雅秀，宮廷畫與士夫畫爭奇鬥妍，各擅勝場。在文藝領域，在商業繁榮的刺激下，勾欄瓦肆大量出現，雜劇在其間熱熱鬧鬧地上演著，一種新興的民間藝術樣式——說話也蓬勃發展，在此基礎上市人小說也就應運而生。在文學史上獨領風騷的宋詞進入了辛棄疾時代，辛棄疾、劉克莊、張孝祥、陳亮等憑借勃勃的愛國義憤，吞吐宇宙，評騭千古，將蘇軾開創的豪放詞派發揮得淋漓盡致。
至於南宋詩歌，雖承蘇軾、黃庭堅之餘緒，但先是陸遊、範成大、楊萬裏、尤袤並稱“中興四大家”，卓然挺出，讓蘇、黃不得專美於前；以後隨著陸遊的謝世，永嘉四靈打破短暫岑寂後，為詩壇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氣。稍後，江湖詩派更以磅礴之勢激蕩著宋朝風雨飄搖的江南半壁。
這是一個具有衝突與轉折鮮明特征的時代。國學大師王國維雲：“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麵，前之漢唐，後之元朝，皆所不逮也。”（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國學大師陳寅恪亦雲：“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宋史職官誌考正序》）總之，這是一個文化史上絢麗的時代，各方麵的成就雲蒸霞蔚，輝煌壯麗。
在這樣的曆史土壤上，就產生、發展了本書所要研究的四靈、江湖等“體製外”的平民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