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進入南宋以後，國運急轉直下，士風為之一變，社會生活特點亦為之一變，愛國主義成了時代的最強音。無論是中興四大家，還是永嘉四靈、江湖詩人，憂國愛國的脈動一以貫之。
其二，重文。唐代科舉雖一年一次，每次不過取數十人。宋代科舉采用彌封、謄錄、貢院集中評卷的製度，雖然三年一次，但一次錄取的進士常達三四百人，有時甚至一千多人，比唐代超過十倍以上。這樣就使得天下士子皓首窮經，死生不顧。宋朝文官有優厚的俸給，在離職時也還可以用領宮觀使的名義支取半俸，武官則隻能望洋興歎。宋太祖曾說宰相須用讀書人；其實何止宰相，就是主兵的樞密使、理財的三司使乃至下麵的州郡長官，幾乎都是文人擔任。真宗還寫有《勸學文》：“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誌，六經勤向窗前讀。”抓住士人心理，宣傳鼓動，一時天下競奔仕途，真是“鬱鬱乎文哉”！進入南宋以後，重文之風愈盛。我們隻要看一看在南宋滅亡在即的多事之秋，軍國大事舉凡召開軍事會議、製定戰略戰術、調動兵馬等都由文天祥擔當，而文天祥是一純粹的文吏，其餘當可想而知。至於考試，北宋進行了製度的改革，唐代那種推薦與考試相結合的方法已被摒棄，而代之以“過硬”的糊名卷試，閉院閱卷，一掃唐代“走後門”的流弊。當時俗諺有“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之譽（見《中興聖政》卷二八）。到了南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種製度卻又弊端迭出。或考官泄漏題目，或考生內外作弊，“不學之流，往往中第”，“才者或反見黜”。（《宋史·考試誌》）這樣一來，士子為了爭取榜上有名，又拾起了唐人的故伎，多方結交名公貴人，向他們投獻詩文，叫做幹謁。西湖之畔、杭城內外，士子們常常袖詩懷文，風塵仆仆，奔走豪門，不以為恥。當然，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本書第二章將作詳細申述。有趣的是，“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北宋人所短，亦是其長處；南宋人所長，亦是其短處。北宋人為了應付嚴格的科舉，注重做學問，書本知識豐富，生活情趣也較為高雅，但多不諳世情，生活麵狹窄，眼光短促，有“頭巾氣”，氣魄也欠恢宏。一遇大事，往往很難製定有效的切實可行的對策，而多隻會喋喋不休地議論。所謂“乾坤誤落腐儒手，但遣空言當汗馬。西晉風流絕可愁，悵望千秋共瀟灑”。（程自修《痛哭》）“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這是後人對於他們的尖銳諷刺。南宋人為結交名人，求官乞財，必須遊走幹謁。這就使得他們閱曆豐富，世態洞悉，人情練達，經濟務實，這倒是多少有些符合“行萬裏路，讀萬卷書”的古訓了。然而媚俗、趨利等弊病也就腐蝕著士人脊骨，造就了一代世風，“白頭還對短燈檠”（蘇軾《侄安節遠來夜坐》）變成了“笑爾隨群走幹謁”（周弼《戴式之垂訪村居》）。這究竟是時代的悲劇呢？還是士子的與時俱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