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葉適後來在《王木叔詩序》中也說：“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為疑。夫爭妍鬥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短也。”文中的“唐詩”，指的就是學習姚、賈“晚唐體”的“四靈體”。這當然說明了葉適看到了四靈的缺點，從而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轉變，向江湖詩派傾斜了。
正因為葉適與四靈、江湖詩派聯係密切，所以葉適的思想特別是他的經濟思想極大地影響了四靈、江湖這些“體製外”的平民詩人。這也是二者關係的內證。
葉適廣泛地探討過多方麵的經濟問題。在對各種經濟問題的探討中，他都對有關的、被人們長期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觀念進行了公開的、直接的駁斥。如他宣揚功利主義，反對貴義賤利；反對美化井田製和複井田的主張；尤其是他主張“保富”、“扶持商賈”，肯定對其間雜有不少商人的平民詩人影響至深。
宋代庶民地主地位的上升及工商業的增長，使得反映他們要求的“保富”論在思想界聲名鵲起；與此同時，土地和財富兼並的發展，不斷加劇著社會矛盾，又促使抑兼並的呼聲甚囂塵上。葉適是宋代最為旗幟鮮明地反對抑兼並思想的學者，他很重視民，尤其重視富民。他認為富人的作用是巨大的。他說：“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葉適《民事下》）在他看來，富人有功於國家，有益於社會，是社會的中堅力量。
基於這一認識，葉適主張“扶持商賈”，反對“重本抑末”。重本抑末論源於先秦，是封建正統經濟思想的主要教條之一，它對後世經濟和經濟思想的發展有極大的壓製、束縛作用。葉適以前盡管有人曾對此思想進行過修正，或正麵強調作為末的工商業的重要性，但是還沒有人公開對此觀點表示異議。葉適則不然，他在《習學記言序目》中對此進行了最勇敢的挑戰：按《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今其詞尚存也。漢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緡之令，鹽鐵榷酤之入，極於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為抑？恐此意，（司馬）遷亦未知也。
葉適認為，抑末厚本並非古聖先王留下的什麼正論，隻有四民（士農工商）各盡其用，互相交換、協調發展，才能實現“治化興”。至於後世的抑末，實際上是封建國家奪民間之“末”，而自為“末”以取利。這對於“重義輕利”的理學當然是致命的打擊，對社會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南宋末年嶽珂《桯史》卷二說，一位富翁對想發財的窮書生說：“大凡致富之道，先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窮書生請教五賊是什麼，富翁說：“即世間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我認為這個小故事完全可以視為葉適思想的社會影響。可以想象得到，在西湖萬人海書肆賣書的書商們，在臨安大街小巷奔走幹謁以詩求利的士人們，不論是麵對著自己已經擁有的財富，還是苦苦追求著夢想的財富，對葉適的高論都應該由衷擁護，更何況水心先生是他們所景仰的提攜“四靈”、獎掖後村的前輩呢？
這樣，一旦經濟和文化都突破原來的瓶頸的時候，便產生出種種新鮮的東西。“重利輕義”作為與中國傳統文化大相徑庭的一條具有原則意義的價值取向，“重末”則是與中國傳統社會觀念異趣的一條根本性的經濟政策；文化精神和經濟政策在“輕義”、“重末”這一點上發生偕振共鳴，其結果是一方麵使得商品經濟在南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另一方麵也使得文化領域出現了新的氣象。從思想發展史的角度看，我以為這種偕振共鳴可以稱之曰“儒商互補思潮”，或簡稱“儒商思潮”。需要說明的是，一般認為，儒商指在儒家理念規導下進行商品經營活動的商人，亦即在商儒作用下從商人階層分離出來的知識分子。而本書所謂“儒商思潮”，則意在儒與商兩方麵的相互作用。
邱紹雄在《中國古代白話商賈小說精選》（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前言中指出，在中國傳統文化結構中，人們常說“儒道互補”，也就是說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各有特點，可以相互補充。如李白在積極進取、躊躇滿誌時以“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淨胡沙”（《永王東巡歌》）自勉自勵，而困頓失意、彷徨苦悶時則又以“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日月”（《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來尋求解脫。但是在義利理欲觀上，儒道是不能互補的。不僅儒道不能互補，而且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體的儒、釋、道三家都不能互補。因為儒、道、釋三家在義利理欲觀上是完全一致的，所謂“紅花綠葉白蓮藕，三教原是一家人”：儒家從“重義”出發宣揚“輕利”、“重本抑末”，而道家的體道寡欲，佛家的無欲、去欲、以欲念為萬惡之源則恰好與儒家的觀點如出一轍。這種傾向長時期地左右了中國社會的進程，積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類；消極影響也無可諱言，那就是不僅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而且也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弊端。我以為，南宋的江湖遊士們在人生追求上呈現出多元化的取向，在義利理欲觀上與傳統文化精神大膽地唱對台戲，他們公然在“好義”之外，也追求“好財”，在舉業受阻的情勢下，折而從商從醫從卜從藝，或是賣書賣畫、力圖使自己的精神產品具有商品價值。他們在義利理欲觀上並沒有采用傳統的儒道互補，而是采用時興的儒商互補。亦即追逐不到功名，則放下仁義禮智信，去追逐金錢，在南宋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儒商思潮。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本章稿竟，謹集江湖詩句作偈雲：
倚遍南樓更鶴樓，（戴複古）淮南極目盡神州。（戴複古）
西湖多少閑春水，（鄧林）王謝千年有舊遊。（劉克莊）
（注：集句出處依次為戴複古《鄂渚煙波亭》、戴複古《江陰浮遠堂》、鄧林《西湖》、劉克莊《冶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