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四靈、江湖等“體製外”的平民詩人，必須先敘及其社會基礎——江湖遊士。
江湖遊士是南宋的特產。
我以為江湖遊士的“江湖”一詞不是地理學上“江”（長江）與“湖”（洞庭湖）的專有名，而是具有特定文化意義的大共名。按《莊子·逍遙遊》雲：“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莊子對惠施說，為什麼不將這隻大葫蘆瓜挖空做一隻腰舟，而浮遊於浩瀚的江湖呢？“江湖”因莊子的運用顯然帶有道家自遠自放的文化意義。這種帶有道家色彩的詞彙在民間社會衍化，到範仲淹《嶽陽樓記》“處江湖之遠”，便形成了與專製朝廷的廟堂政治相對的江湖文化。“遊士”一詞出於《戰國策·魏策一》：“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扼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原意指戰國時代四方奔走、從事遊說活動的人。然而南宋拾起曆史的成詞，綴為“江湖遊士”，則賦予了特定的含義。
有宋一代是著名的重文的時代。前已敘及，國家禮遇文官，也鼓勵士子走應試從官的道路，學校之設遍天下。唐代科舉雖每年一次，每次錄取卻不過數十人。而宋代科舉三年一次，一次錄取少則數百，多則千人以上，大大超過了唐代。然而宋代的科舉製度為了強調公平，較之唐代嚴密了許多。首先，考官要在考試之前數十天就進入考場，不許回家，謂之“鎖院”。考題則要在鎖院期間擬出，以便嚴格保密。其次，考卷在評判期間要將考生姓名、籍貫等封住，以防考官知曉，謂之“彌封”。為了防止考官從筆跡上認出考生是誰，又規定每份考卷須另找人謄抄，謂之“謄錄”。此外，宋廷還規定了考卷須經初評、複評、叁評三級評審程序，增大了作弊的難度。
宋代科舉製度雖很嚴密，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總有空子可鑽，尤其到了南宋中後期則積弊日甚，其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麵。
一是主司之弊。據《宋史·選舉誌》記載，“場室士子日盛，卷軸如山，有司不能遍睹”。換言之，有些士子考了也是白考，試卷根本沒有經過考官審閱。這還是客觀原因所致，有司有意作弊則更令人扼腕。按《宋史·選舉誌》載寧宗嘉泰元年（1201）起居舍人章良能呈報主司三弊：
一曰沮抑詞賦太甚，既暗削分數，又多置下陳。二曰假借《春秋》太過，諸處解榜，多置首選。三曰國史、實錄等書禁民私藏，唯公卿子弟因父見得以竊窺，冒禁傳寫，而有司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發為策問，寒士無由盡知。
到理宗時奸弊愈盛，“有司命題苟簡，或執偏見臆說，互相背馳，或發策用事訛舛。故士子眩惑，莫知適從，才者或反見遺。所取之士既不精，數年之後，複俾之主文，是非顛倒愈甚，時謂之‘謬種流傳’。複容情任意，不學之流往往中第。”以後紹定二年（1229）、紹定四年（1301）又不斷有人上書皇帝，極言有司之弊，均見《宋史·選舉誌》。這樣一來，當然產生了優劣顛倒的不平現象，當然“薑夔劉過竟何為？空向江湖老布衣”（樂雷發《題許介之譽文堂》）了。
二是考生之弊。據《宋史·選舉誌》載，宋代考生之弊大凡有五：“曰傳義，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曰謄錄滅裂。”南宋紹定元年（1228），有人議論舉人應試程文雷同，甚至達到一字不差的程度，究其弊端有二：“一則考官受賂，或授暗記，或與全篇，一家分傳謄寫；一則老儒賣文場屋，一人傳十，十人傳百，考官不暇參稽。”這裏說的是全國性的進士考試，至於州郡試院作弊則更加猖獗了。據載南宋度宗初年，有司鑒於雷同假手之弊，其原因主要由於隔日開試，州郡試院繼燭達旦，有些考生待到第二天辰、巳時還沒有出院，這樣不僅可以惠不能文之人，也足以害能文之士；於是恢複舊製，改為連試三日，並且加強監督巡視之責，注重複試。這也從反麵說明了改製以前雷同假手作弊之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