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江湖遊士“一饑驅我來”使“騎驢吟灞橋”變得了無詩意。
遊士是南宋中後期形成的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他們雖然屬於士農工商四民中的“士”階層，但大多白衣終生，少數人雖浮沉下吏，也是生活潦倒。劉克莊《贈高九萬並寄孫季藩》雲：行世有千首，買山無一錢。
紫髯長拂地，白眼冷看天。
貧無立錐之地還要維持精神貴族的形象，可以想見江湖遊士的風貌和生活境況。由於遊士沒有穩定的收入，生計困頓，無法養家糊口，所以在這個階層中盛行幹謁之風。所謂“儒衣曆多難，陋巷困簞瓢。無地可躬耕，無才仕王朝。一饑驅我來，騎驢吟灞橋”。（戴複古《都中抒懷呈滕仁伯秘監》）因為自己命運多舛，衣食無謀，在饑餓的驅使下來幹謁，而在外表上卻“騎驢吟灞橋”扭捏作秀。下章要詳敘的永嘉四靈中的二靈徐璣有《見楊誠齋》，記敘自己拜謁曾任寶謨閣直學士的大詩人楊萬裏的情況：
名高身又貴，自住小村深。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養生非藥餌，常語盡規箴。四海為儒者，相逢問信音。
按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二評此詩時標題為《投楊誠齋》，“投”有投刺拜謁意。第六句“規箴”，應當是聆聽楊萬裏的教誨。無疑，這是一首幹謁詩。
其實，幹謁也是有很多辛酸艱苦的。徐照寫有一首《寄翁靈舒》，向同病相憐的翁卷吐露了個中辛酸，中有句雲：“帝陌喧車馬，王門守虎貔。”寫達官顯宦門衛凶猛森嚴，自己望門而怯。另一首五古《畏虎》中表達得更具體：“侯門無羆虎，進者何趦趄？主人畏客來，有甚虎與羆？”可想當時的幹謁者為見權貴一麵，受了多少肮髒氣。
如果運氣不錯的話，幹謁還真能帶來意外的收獲。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雲：
蓋江湖遊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尺書，奔走閫台郡縣糊口耳。慶元、嘉定以來，乃有詩人為謁客者，龍洲劉過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風，至不務舉子業，幹求一二要路之書為介，謂之闊匾，副以詩篇，動獲數千緡，以至萬緡。如壺山宋謙父自遜，一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以造華居是也。錢塘湖山，此曹什佰為群，……往往雌黃士大夫，口吻可畏，至於望門倒屣。
同樣是奔走於權門豪右，但唐代李白、杜甫輩是希圖“識荊”，博取功名，一展抱負，所謂“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而南宋中後期的遊士們則大多是追求衣食住房之類生活的基本需求，所謂“糊口走四方，白頭無伴侶”，（戴複古《祝二嚴》）而且，遊士們使用的又是被傳統思想所不容的非正常手段——幹謁乞食。這種非高尚非優雅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當然受到當時尤其是後世士大夫的鄙視，在這樣的“塵容俗狀”上生發出的詩歌當然遭到士大夫的猛烈抨擊。如清錢謙益就尖刻地嘲諷：“彼其塵容俗狀填塞於腸胃，而發作於語言於文字之間，欲其為清新高雅之詩如鶴鳴而鸞嘯也，其可幾乎？”（《牧齋初學集》卷三十三《王德操詩集序》）
“薑夔劉過竟何為？空向江湖老布衣。”（樂雷發《題許介之譽文堂》）這當然是時代的不幸。但我以為，對遊士這樣一個複雜的社會群體，假如我們換一個角度審視分析，也許就會感到錢謙益等的批評有失公允，就會得出一些新的認識。
首先，作為“處江湖之遠”的才士，縱然滿腹濟國經綸，對國事卻隻能采取言論上的介入和心理上的關注。（而且，有時候言論上的介入還會招致殺身之禍。）作為知識分子，遊士們當然憂心日非的國事。在野學子是遊士階層的中堅，俗稱遊學之士或江湖學子。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錢塘湖山，此曹什佰為群，……往往雌黃士大夫，口吻可畏”雲雲，記錄了當時聚集在臨安的遊學之士的聲勢。宋人羅大經《鶴林玉露》就記載當時對在野學子有“有發頭陀寺，無官禦史台”的說法。意思是說，要想作“無官禦史台”，幹預政治，“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台諫之所不敢攻”，必須先作“有發頭陀寺”，也即是不奢侈，不多欲，生活清苦。這當然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江湖學子對政治和時局的關心。
南宋遊學之士或江湖學子積極參與政治是十分著名的。南宋學生幹政比北宋更加經常化，幾乎每次大的政治風波都有學生介入其間，卷入者的人數也頗可觀。例如，紹熙五年（1194），已退位的宋孝宗病重，大臣們紛紛要求宋光宗去探望孝宗，光宗為皇後、宦官所阻，遲遲不去。這時便有太學生汪安仁、陳肖說等二百餘人聯名上書，籲請宋光宗探視孝宗。慶元元年（1195）趙汝愚外貶，不少太學生上疏請留趙汝愚，其中楊宏中、周瑞朝等六人最突出，因而遭到殘酷迫害，被時人謄為“慶元六君子”。淳祐四年（1244）太學生一百四十四人，武學生六十七人，京學生九十四人，宗學生三十四人相繼上書批評權相史嵩之誤國，形成了一次規模較大的學潮。淳祐十一年（1251），朝廷以杭州遊士“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閽攬黜陟之權”，下令逐遊士。遊士們寫詩作文，比之為秦朝的逐客、坑儒，強烈抗議。宋理宗開慶元年（1259），太學生陳宜中等六人上書抨擊時政，批評權相丁大全誤國，也遭受迫害，時人譽之為“開慶六君子”。景定五年（1264）反對回買公田的政治浪潮，學生參加的人數也較多。太學、武學、京庠都有學生投入其間，形成另一次學潮。此後南宋臨近滅亡時，學生運動更是如火如荼，與軍民抗戰彼此呼應。至於南宋學生褒貶某位大臣、個別學生上書、寫詩議政更是難以枚舉。其間這種積極幹政的傾向還釀成了理宗寶慶元年（1225）的“江湖詩禍”。
無疑，“江湖詩禍”是一樁嚴重的文字獄，而且自始至終是一樁冤案。（無論其無辜性還是遭受打擊的力度和廣度都超過了曆來人們津津樂道的北宋蘇東坡的“烏台詩案”。）然而它卻表現了江湖詩人難得的一種儒者之剛；更重要的是，它有力地說明了江湖詩人與時政的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