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禍的起因應該是和西子湖畔的詩人們不相幹的。宋寧宗親生兒子於嘉定十三年死去，寧宗又別無親子，為了防備萬一，寧宗隻得在侄子輩的宗族中選了沂王之子作為養子，這就是趙竑（原名趙貴和）。當時宰相史彌遠獨攬朝政大權，南宋政局動蕩不安。史彌遠是宋孝宗時的宰相史浩之子。他在策劃誅殺韓侂胄後，地位迅速上升，嘉定元年（1208）就升任宰相兼樞密使。終寧宗之世一直位兼宰相、樞密使雙重要職，操縱著朝政大權。像韓侂胄專權時期那樣，宰執、侍從、台諫、帥守，都由史彌遠引薦的人擔任，別人莫敢奈何。史彌遠專權同韓侂胄專權的不同之點，主要是韓侂胄曾作出抗金姿態，宣布剝奪漢奸秦檜的王爵和贈諡。而史彌遠一上台，即宣布恢複秦檜的王爵贈諡。因此，史彌遠專權的性質比韓侂胄專權更加反動。史彌遠“決事於房闥，操權於床笫”，執政擇易製之人，台諫用慎默之士，對不同意見一概加以壓製，形成了士大夫以言為諱、鉗口成習的局麵。當時的演唱藝人演了一出諷刺戲：一人手執一塊石頭，用大鑽猛鑽，鑽了好久鑽不進去。另一個人拍他的頭說：“汝不去鑽彌遠，卻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一時杭城轟動，這兩個藝人因此得罪史彌遠，被治罪流放。
皇子趙竑對史彌遠強烈不滿，希望來日踐登大位後整飭朝綱。有一次，他一邊在書案上書寫史彌遠的劣行，一邊喃喃自語：“彌遠當決配八千裏！”還有一次，他指著壁上地圖的瓊、崖一帶對宮人們說：“吾他日得誌，置史彌遠於此。”他沒有想到的是，陰險的史彌遠早就買通了自己身邊的一個侍琴美人作為耳目，自己的一舉一動早已在史彌遠的監視之中。到了宋寧宗去世時，史彌遠一手遮天，脅迫楊皇後另立一位皇侄趙貴誠（後改名昀）為新皇帝（理宗）。將原先的皇子趙竑封為濟陽郡王，令他出居湖州。
史彌遠的倒行逆施使全國嘩然。不久，憤憤不平的湖州太學生潘壬等在湖州起兵，打出擁護趙竑做皇帝的旗號，將倉皇之中逃入水竇中的濟王找出，逼迫他即皇帝位。趙竑知道潘壬等成不了大事，就偷偷派人去臨安向朝廷告變。後來朝廷兵到，潘壬部隨即被剿滅。
史彌遠原本對趙竑就十分忌恨，這次當然必欲置其於死地而後快。於是，他詐稱濟王有病，命親信帶著醫生趕到湖州，矯旨逼迫濟王自縊。為了掩人耳目，對外便說濟王死於疾病。
當時朝野為之震動，掀起了聲討史彌遠的高潮。一些富有正義感的朝臣如魏了翁、真德秀、胡夢昱等紛紛上言，申辯濟王的冤情，指出史彌遠專權給國家造成的威脅。對此，史彌遠準備采取鐵腕鎮壓的手段，當然首先要找幫凶，士大夫大多橫眉拒之，這時一個知縣梁成大出現了，“日坐茶肆中”，毀謗“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杭州的遊學之士非常氣憤，叫他“大字旁宜添一點”，改其名為“梁成犬”。史彌遠卻命梁成大為監察禦史，唆使他與言官李知孝、莫澤對反對派羅織罪名，進行彈劾，被時人目為“三凶”。結果，真德秀、魏了翁諸人都先後遭到貶謫和迫害，一時“名人賢士，排斥殆盡”。
史彌遠色厲內荏，他在嚴厲打擊政敵的同時，又十分害怕異己的意見，因而要加強思想控製。不幸的是，這次政治事件竟然波及了文壇。以下兩則文字都岀自同時代人之手，心有餘悸地記錄了“江湖詩禍”，應該是可信的：
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雲：“不是朱三能跋扈，隻緣鄭五欠經綸。”又雲：“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雲：“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雲：“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舂陵，死焉。（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四《詩禍》）
寶慶間，李知孝為言官，與曾極景建有隙，每欲尋釁以報之。適極有春詩雲：“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刊之《江湖集》中；因複改劉子翬《汴京紀事》一聯為極詩雲：“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公橋。”初，劉詩雲：“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今所改句，以為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劉潛夫《黃巢戰場》詩雲：“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緣鄭五欠經綸。”遂皆指為謗訕，押歸聽讀。同時被累者，如敖陶孫、周文璞、趙師秀，及刊詩陳起，皆不得免焉。於是江湖以詩為諱者兩年。其後史衛王之子宅之、婿趙汝楳，頗喜談詩，引致黃簡、黃中、吳仲孚諸人。洎趙崇龢進《明堂禮成》詩二十韻，於是詩道複昌矣。（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十六《詩道否泰》）
理清繁亂的頭緒，事件的原委經過大約是這樣的：寧宗、理宗之世，與江南一帶大多布衣詩人關係不錯的書商陳起，搜集江湖布衣的詩作，輯刻成書名曰《江湖集》，分《前集》、《後集》、《續集》，陸續發行於世。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七《江湖後集提要》中說：“惟是當時所分諸集，大抵皆同時之人，隨得隨刊，稍成卷帙，即別立一名以售。其分隸本無義例，故往往一人之詩而散見於數集之內。”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雲：“（《江湖集》）書坊巧為射利，可未有以責備也。”陳起自己也能作詩，輯刻《江湖集》，可謂既有社會效益，又有經濟效益，沒想到卻招致了著名的“江湖詩案”。言官李知孝與詩人曾極有私仇，就向朝廷揭露說，新近臨安府書棚刊出的詩集《江湖集》內有影射史彌遠陰謀廢立及逼死濟陽郡王的詩句。權相史彌遠為尋把柄以鉗製朝野之口，正中下懷，於是一班小人尋章摘句，極盡影射羅織、嫁禍於人之能事，從《江湖集》內尋找“罪證”。這類詩句如劉克莊《黃巢戰場》中的“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緣鄭五欠經綸”一聯，被說成借古諷今，抨擊史彌遠專橫跋扈，惋惜趙竑缺少謀略；劉克莊《落梅》中的“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一聯，被說成是嘲笑史彌遠擅權；曾極《春》中的“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一聯，被說成是對史彌遠的黑暗統治給國家和社會造成的危害的揭露；書商陳起（也有人說是敖陶孫或曾極）寫的“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一聯，被說成是表達對誌得意滿的史彌遠的諷刺和對貶居湖州的趙竑的同情。《江湖集》所選詩作多來自民間，正是社會輿論的一種反映。史彌遠做賊心虛，尤其忌諱、害怕社會輿論，可以想象得到，當時史彌遠的幫凶們是如何費盡心機去箋注這些詩句的，結果羅織成了“影射時政”的“謗訕罪”，《江湖集》被宣布為非法，毀板並禁止發行，與此案有關的劉克莊、曾極、敖陶孫、周文璞、趙師秀等人均遭到嚴厲製裁，其中被處罰最重的就是此書的刊印者陳起和曾極，他們被黥麵流放到邊遠地區，而且曾極死於貶所舂陵（今湖南寧遠）。同時，宣布實行詩禁。一時文網高張，南宋詩壇萬馬齊喑，變得死一般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