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字獄是中國源遠流長的劣根痼疾。從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始，曆代統治者對思想文化都有著一根敏感的神經，瓜瓞綿綿，在神州大地上不斷上演著類似的悲劇。南宋以前有，南宋以後也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相對曆史上其他文字獄，“江湖詩禍”卻是一樁不折不扣的冤獄。因為如果真的是寫詩攻擊史彌遠，還存在一個正義還是非正義的問題；而江湖詩人則純粹是無辜罹難。按劉克莊的《黃巢戰場》大約寫於1219年以前，而其《落梅》則可以肯定寫於嘉定十三年（1220）奉祠家居時。此外，曾極的《春》詩是作者少年時作。以上三詩與1225年發生的廢立之事並不相涉。陳起的那一聯詩句雖不可推求寫作年代，然而《江湖集》絕對在濟王被縊死以前就已上市，亦即在1225年正月以前就已上市；如果將書商組稿、編輯、雕版及印刷所占用的時間綜合計算，則無論如何都來不及反映史彌遠廢立與趙竑被害等一係列重大事變的。因此，我們可以肯定“江湖詩禍”是史彌遠及其幫凶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肆意誣陷而造成的冤案，其目的在於鉗天下人之口。按劉克莊的《落梅》詩曰：
一片能教一斷腸，可堪平砌更堆牆。飄如遷客來過嶺，墜似騷人去赴湘。亂點莓苔多莫數，偶粘衣袖久猶香。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
劉克莊《賀新郎·宋庵訪梅》雲：“老子平生無他過，為梅花受取風流罪。”
確是一首上好的詠梅詩，一句“一片能教一斷腸”，就一下子把人帶入了落梅的意境之中。劉克莊“文名久著，史學尤精”，博學則多思，憂國憂民。這首詩寄情於物，借物詠誌，正表現了詩人感懷時不我濟的自憐自歎。有牢騷未必是對具體的人事有所影射，但也被指為謗訕。十年後，劉克莊到宋庵遊玩，怒放的梅花勾起了他痛苦的回憶，寫有《病後訪梅九絕》，其一雲：
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為柳忤當權。
幸然不識桃並柳，卻被梅花累十年。原注：“鄴侯詠柳雲青青東門柳，歲晏必憔悴。楊國忠以為譏己。”劉克莊說自己因詠梅罹禍，和劉禹錫寫桃花、李泌歌楊柳致罪一樣，都是冤哉枉也。其九雲：
菊得陶翁名愈重，蓮因周子品猶尊。
從來誰判梅公案，斷自孤山迄後村。
自負地將自己的愛梅花與陶淵明的愛菊花、周敦頤的愛蓮花相提並論。他在《賀新郎·宋庵訪梅》中也悲憤地呼喊：“老子平生無他過，為梅花受取風流罪。”又朱繼芳寫給陳起之子的五律《贈續芸》句也說：“科鬥三生債，蟫魚再世冤。”都是對“江湖詩禍”痛定思痛之作，足證“江湖詩禍”是一個曠世奇冤。
當然，我們說劉克莊、曾極、陳起等江湖詩人無辜罹禍，並不排除他們在史彌遠亂國問題上反對、激憤甚至抗拒的政治態度，而恰恰能說明江湖詩派的發展在客觀上總是應和著時代的脈搏而跳動的。難能可貴的是，麵對殘酷打壓，江湖詩人們並未就此屈服封筆，相反是屢壓屢起。如因詠梅得禍的劉克莊從此一發而不可收，一生寫了一百三十多首詠梅詩詞。這種以梅花品格自勵、自尊、自重、自強的內心世界，現在窺探，也足令人動容。
平心而論，連自己的生存飽暖都毫無保障，對國事除了哀痛與無奈以外，還能要求他們什麼呢？所以，我們讀到諸如“空餘壯心在，燈下看吳鉤”（薛隅《除夜苦雨》）；“北固懷人頻對酒，中原在望莫登樓”（劉過《登多景樓》）；“麵前不著淮山礙，望到中原天盡頭”（劉仙倫《題張仲隆快目樓壁》）；“北望中原青一發，淒其四嶽正塵昏”（姚鏞《題衡嶽》）；“江左於今成樂土，新亭垂淚亦無人”（曾極《新亭》）等江湖諸詩，感受到的是一種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怦然心動。而且，這種處江湖之遠的憂國憂民，更多的不是抒發沙場點兵的壯舉和陳述收複失地的方略，而是如實記錄了社會底層人物對危如累卵的國事不甘袖手又無所措手的焦急和憂慮，以及對急轉直下的時勢對家庭與個人生活帶來的影響的擔心。這些詩作唯其具有普通百姓的色彩，才顯示出特殊的風味和價值。這種風味就是平民意識，這種價值就是時代的平民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