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江湖詩人的謀生手段——幹謁，亦含有時代的社會的合理成分。
江湖遊士一般都樂於在城市居住，盡量保持士大夫的作派，過著自命風雅的日子，所謂“借得城居一丈寬，五車書向腹中安。聲華馥似當風桂，氣味清於著露蘭”。（許棐《贈葉靖逸》）然而，“長安居，大不易”。南宋商品經濟的發展，使遊士們難以安貧樂道，產生了強烈的物欲。他們之中的少數有條件者如陳起轉為經商，為財富放手一搏。像小說中的王文甫那樣“不免棄了文章事業，習了祖上生涯，不得其名，也得其利”。（《生死冤家·李月英割愛救親夫》）而大多數遊士卻進退失據，他們手中沒有包括勞動力在內的一般商品，沒有占有生產資料，因而生活十分清苦。誠如危稹《上隆興趙帥》所說：“我生兀兀鑽蠹簡，不肯低頭殖資產。綴名虎榜二十年，依舊酸寒廣文飯”；戴複古《家居複有江湖之興》所說：“寒儒家舍隻尋常，破紙窗邊折竹床”；劉克莊《歲晚書事十首》所說：“窗下老儒衣露肘，挑燈自揀一年詩”。麵對咄咄逼人的生活壓力，他們唯一可行的便是“賣詩”。戴複古曾搜集千百家古書，他自稱：“胸中無千百字書，如商賈乏資本，不能致奇貨。”（《宋詩鈔·石屏詩鈔序》）這句奇語當然有所指，是比喻之辭，但其中流露的商品意識、學問與金錢的轉換意識卻是確鑿無疑的。
據一些筆記、小說記載，宋時“賣文”、“賣詩”的現象已屢見不鮮。如臨安五間樓前坐鋪的“賣酸文”的李濟就是“一個酸溜溜的賣詩才”（元雜劇《青衫淚》）。所謂“賣酸文”，就是依靠機敏智慧，針砭時弊，製造笑料，以文字的樣式出售給市民，鬻錢以糊口。據洪邁《夷堅誌》，在東京有某秀才以賣詩為生，市民要他以“浪花”為題作絕句，而且限定以“紅”字為韻。這秀才感到窘困，便向市民推薦南熏門外的王學士，王學士問清要求，一揮而就：
一江秋水浸寒空，漁笛無端弄晚風。
萬裏波心誰折得？夕陽影裏碎殘紅。
當時南宋的仇萬頃曾經立牌賣詩，每首標價三十文，承諾筆不停揮，停筆罰錢十五文。一富家做棺材，以此題材買詩，仇萬頃疾書道：
梓人斫削象紋衫，作就神仙換骨函。
儲向明窗三百日，這回抽出心也甘。
又有一婦人以白扇為題，並以“紅”字限韻，仇萬頃寫道：
常在佳人掌握中，靜待明月動時風。
有時半掩佯羞麵，微露胭脂一點紅。
還有一婦人以蘆雁箋紙求詩，仇萬頃即以此生發，信筆書雲：
六七葉蘆秋水裏，兩三個雁夕陽邊。
青天萬裏渾無礙，衝破寒塘一抹煙。
一刺繡女子以針為題，限“羹”字為韻，來向仇萬頃買詩。繡花針與羹相距甚遠，此詩難度頗大。仇不假思索書雲：
一寸鋼針鐵製成，綺羅叢裏度平生。
若教稚子敲成釣，釣得鮮魚便作羹。
可見賣詩者要根據買主的不同職業，不同性別，不同需要，憑借自己廣博的學養和敏銳的才情，才能應付自如，使作詩商業化。事實上，有貿易的甲、乙方，有流通貨幣，這是不折不扣的知識商品化交易。
除開社會上已存在的“賣酸文”、“賣酸詩”的現象外，當時與文學密切相關的姊妹藝術——“說話”方興未艾。這門技藝從其誕生的那一天起，便是一種精神商品：聽眾付出一定酬銀，以換取精神的愉悅與寄托；藝人憑著引人入勝的敘說，收取一定的報酬，以維持自己的生活。說話這種極強烈的商業功利色彩肯定給予了江湖遊士諸多啟發，更何況“說話”腳本的創作就不乏江湖文士的參與，更何況宋自遜上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以造華居”的事實如仙山瓊閣般散發出無窮吸力，使人目醉神迷。於是，公開以詩篇換取金錢的呼喚在江湖詩集中此起彼伏。其中包括用詩歌幹謁乞取金錢，如“書生不願懸金印，隻覓揚州騎鶴錢”（劉過《上袁文昌知平江》）；“更得趙侯錢買屋，便哦詩句謝山神”（危稹《上隆興趙帥》）；“此行一句直萬錢，十句唾手腰可纏。歸來卸卻揚州鶴，推敲調度權架閣”（盛烈《送黃吟隱遊吳門》）；“野人何得以詩鳴，落魄騎驢走帝京。白發半頭驚歲月，虛名一日動公卿”（戴複古《春日二首》其一）。這種知識商品化也包括讓書棚將自己的詩集刊印出售以獲利，如“七十老翁頭雪白，落在江湖賣書冊”（戴複古《市舶提舉管仲登飲於萬貢堂有詩》），“朝士時將餘俸贈，鋪家傳得近詩刊”（許棐《贈葉靖逸》），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江湖如許闊，無地著詩流”（胡仲弓《送羅去華》）；“江湖路遠總風波”（陳必複《江湖》）；“平生最識江湖味，聽得秋聲憶故鄉”（薑夔《湖上寓居雜詠》）。以詩換錢談何容易！作為士人，無所成就而淪落江湖，內心是非常苦悶的。他們常常和著血淚吞下幹謁無門的悲哀和幹謁無成的失望，他們的詩歌真實地記錄下了這一特殊階層人們的特殊情感。戴複古所謂“夢中亦役役，人生良鮮歡”（《夢中亦役役》），自己一生奔走生計，已成天涯倦旅。羅與之《商歌》其一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