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薑夔並不甘為清客，其間他也力求為世所用。四十三歲時，他曾向朝廷上《大樂議》、《琴瑟考古圖》，希望能獲得識拔，但未能如願。兩年後，他又再上《聖宋鐃歌鼓吹十二章》，獲詔允許破格參加進士考試，可惜仍未考中。經此兩度挫折，他從此絕意仕進，布衣終生。及至張鑒病故，他更貧無所依，輾轉漂泊，慨歎著“萬裏乾坤，百年身世，唯有此情苦”（薑夔《玲瓏四犯》），最後卒於杭州。幸得友人捐助，才葬於馬塍。
劉過、薑夔等人的這種生活方式自然遭到了曆代士大夫的鄙夷和抨擊，並且這種鄙夷和抨擊往往牽扯上他們的詩歌。如：
近世為詩者，……是以為遊
走乞食之具，而詩道喪矣。（方回《滕元秀詩集序》）
（劉過詩）外強中幹，多謁客氣。（方回《滕元秀詩集序》）
劉過改之《龍洲集》，叫囂排突，純是子路冠雄雞、佩豭豚氣象，風雅掃地。（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十）
石屏此詩，前六句侭佳。尾句不稱，乃止於訴窮乞憐而已。求尺書，幹錢物，謁客聲氣。江湖間人，皆學此等衰意思，所以令人厭之。（方回《瀛奎律髓》卷十三戴複古《歲暮呈真翰林》評語）
這種種鄙夷和抨擊，其核心當然都是指向遊士們非優雅非高尚的謀生手段。士大夫們認為，一個人如果說著英雄的豪言壯語或是吟唱著隱士的清雅情懷，卻過著遊走乞食的謁客生活，那麼他一定是個冒牌的英雄或喬裝的隱士。然而我以為，這些貌似正人君子的言論卻恰恰忽視了遊士的形成是曆史使然、社會使然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毋庸諱言，南宋平民詩人由於強烈的商業功利色彩，過分考慮投謁對象的需求，導致詩人主體意識的削弱，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詩歌呈現一種幹求乞食的“衰意思”。但是，南宋平民詩人寫奔走幹謁的遊士生活和情感，帶著殷切的希望，發語誠懇，言為心聲，這正是他們詩作的真處，是它的生命之所在。這是士大夫兼官僚的上層文人不曾也無法涉及的，應該是平民詩作中最具風采的部分。若是他們詩作沒有這種俗氣，那就不是活生生的平民詩人了。更重要的是，身處困境而四顧無援的遊士們終於意識到精神產品的價值，手中的詩稿可以換來衣食錢財，用今天的眼光審視，江湖遊士們之所為分明凸顯出藝術市場價值規律的支配。張宏生說：
這種情形，反映出日漸發達的商品經濟對讀書人的影響。如果與許多反映市民意識的話本小說中鼓吹發財致富，追逐物質享受的描寫比觀，真是若合符契。再者，江湖謁客以詩遊謁江湖，靠投獻詩作來換得達官貴人的資助，使得原來被孔子認為“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詩變成了具體的謀生手段，這也是一個不小的變化。它意味著詩歌由對政治的依附，轉為兼對經濟的依附；詩歌在客觀上進入了市場，也就出現了詩人有作為一個職業而獨立存在的可能。（《十三世紀的詩壇勁軍——談南宋江湖詩派》）
我以為，張說公允精審，對於理解江湖詩人是極有啟迪的。在南宋的中後期，出現了一批職業詩人，他們能夠用詩歌維持自己的生活（盡管這種生活非常艱難、苦澀，有時甚至屈辱），畢竟是前無古人的創舉。這以後幾十年、幾百年，甚至現當代，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獨立的職業詩人出現了沒有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那麼我們為什麼又苛求、取笑八百年前南宋平民詩人邁出的“第一步”呢？
本章稿竟，謹集取江湖詩句雜以唐句作偈雲：
落魄江湖載酒行，（杜牧）淒其四嶽正塵昏。（姚鏞）
憂時元是詩人職，（劉克莊）自披風帽過陵平。（高翥）
（注：集句出處依次為杜牧《遣懷》、姚鏞《題衡嶽》、劉克莊《次韻瘦使左史中書行部》、高翥《過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