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靈的最早知遇者和鼓吹者是葉適。可以說，沒有葉適的揄揚，也就不會有四靈。
四靈出生於南宋曆史的轉折時期。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符離一戰以後，宋、金雙方維持和平的局麵經曆了幾十年之久。南宋統治集團對外屈辱求和，加緊壓抑主戰派，使主戰思潮漸趨微弱；對內卻加緊盤剝人民以供自身揮霍享樂以及向金朝進貢。宋寧宗開禧二年（1206），控製朝政大權的韓侂胄發動北伐戰爭，但不久便以失敗告終並被殺戮。嘉定元年（1208），妥協派權奸史彌遠與楊皇後合謀，重開對金和議，以獻出韓侂胄的首級和增加歲幣貢物為條件，使戰爭又一次平息。韓侂胄因為他的輕率魯莽而成為可悲的犧牲品，南宋王朝則以恥辱而獲得苟安。此後近三十年間，宋、金關係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朝廷再不敢提恢複中原的口號，一般文人士大夫報國雪恥的夢想也在黯淡下去。“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林升《題臨安邸》）這短暫的和平更加削弱了人們的抗戰複國意識，統治集團則愈加腐敗墮落。
四靈作為中、下層社會成員生存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裏、社會環境中，他們熟悉民情風俗，了解民生疾苦，當然能感受到時代脈搏的跳動。對於關係民族危亡的時局，他們“撫欄驚歲月”，發出了位卑者雖然微弱但是痛心疾首的歎息：“聽說邊頭事，時賢策在和。”（趙師秀《撫欄》）而葉適曾是以沿江製置使知建康府，主持建康防衛戰的一線指揮官，作為思想家，在政治上主張恢複、反對和議、指陳弊政、改革寬民，這就又為四靈關注時局民生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淵源。應該說這是四靈師事葉適的思想基礎。
更重要的是，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還是多愁善感的文學青年，湖山寂寞，他們麵對一統天下的江西詩風，感到“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於是，他們通過自己的藝術實踐和編輯唐人詩歌，高標學唐，“肆力吟事，欲返開元、元和之盛”（毛惡《眾妙集·題跋》）。“其詩主於野逸清瘦、以矯‘江西’之失，而開、寶遺風則不複沿溯也。”（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清苑齋集提要》）他們於唐詩又尊中、晚唐，趙師秀編選賈島、姚合詩二百餘首為《二妙集》，又編選沈佺期、劉長卿、錢起、李嘉祐、方幹等七十六家詩二百二十八首為《眾妙集》，顯然是向世人推崇他們心目中的楷模和典範。（《眾妙集》有叢書集成本，並收入《四庫全書》；《二妙集》今已不傳。）至於“二妙”、“眾妙”妙在何處？四靈皆緘口不言。四靈雖缺乏係統的理論闡述，也沒有什麼理論著作，然而以詩論詩，有不少詩句吐露了他們的創作追求和文學傾向，頗堪玩味：
唐世吟詩侶，一時生在今。……天教殘息在，安敢廢清吟。（徐照《病起呈靈舒、紫芝，寄文淵》）
幽深真似離騷句，枯健猶如賈島詩。（徐璣《梅》）
相親惟野客，所論是詩家。……秋來有新句，多半為黃花。（翁卷《即事言懷》）
……搴芳衣履濕，飲淥肌骨香。操觚賦相聯，妙續楚《九章》。苦吟墮饑蟬，巧詠發輕簧。……所欠獨巨翁，不使人意強。（趙師秀《官田三集，翁聘君失期，陳伯壽賦詩，率爾次韻》）
從文學發展史和詩歌審美思潮演變的角度考察，這四個文學青年的抱團崛起，叫板“江西”，是一次打著複古旗號矯正現實流弊、以求創新的嚐試。他們代表了一種文學精神，具有一定的曆史意義。
幸運的是，四靈的出現吸引了一雙深邃睿智的目光，這就是永嘉之學的一代宗師葉適。前已敘及，一則葉適喜歡“鋤荒培薄”，愛護風雅，扶持後學。二則葉適不僅是儒學大師，而且本人也吟詠風雅，被人稱為宋儒中對詩文最為講究者。更重要的是，葉適不滿程朱理學不計工拙、不學而能、貶抑唐詩的詩歌理論，也不滿江西詩派“徒枵然”“以杜甫為師”、失之“汗漫廣漠”的詩風，所以葉適看到了四靈代表的是一種文學精神，他為之欣喜若狂。他感到四靈的出現是應運而生，是基於對一種風氣的不滿和一類現狀的否定，與自己的主張不謀而合；而作為長者，就應該提倡這種理論或主張，表彰並扶植這一類新人或群體。葉適不僅在與四靈的題詠酬贈中，在為四靈所寫的銘傳序跋中，倡導唐風，張揚四靈；而且，還不放過給他人文集、詩稿作序的機會，評論四靈及其作品，從整體上概括四靈詩的成就和特色。葉適曾編選《四靈詩選》，由陳起雕版發行。嘉定四年，徐照病歿，葉適滿懷感情地為其寫墓誌，盛稱其能合“唐人之精”，即載於《水心文集》卷十七的《徐靈暉墓誌銘》。其後徐璣亦病歿，葉適又寫了《徐靈淵墓誌銘》，長歌當哭，一唱三歎，載於《水心文集》卷二十一。葉適的青睞當然得到了四靈熱烈的響應。如趙師秀《葉侍郎送紅芍藥》就記錄了收到恩師葉適贈送鮮花的喜悅和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