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小吏的趙師秀是這樣關注現實、不忘國恥，寄意詩歌，那麼，布衣終生的翁卷又怎樣呢？翁卷也曾有過入仕報國的思想與抱負，還曾在越帥和江淮邊帥幕中供職。徐照在《送翁靈舒遊邊》中寫道：“孤劍色磨青，深謀秘鬼靈。離山春值雪，憂國夜觀星。奏凱邊人悅，翻營戰地腥。期君歸幕下，何石可書銘？”可見翁卷入幕初衷是建功立業。然而，在險惡的政治情勢下，作者胸懷壯誌而報國無路，隻能貧困度日，在滿腔悲憤中或自我調侃，或自我嘲弄，或自我消解，有時還作反諷：“我愚百無成，蹭蹬空林居。”（《送劉幾道》）“有口不須談世事，無機惟合臥山林。”（《行藥作》）“身如野鶴棲無定，愁似頑藤挽不除。”（《寓南昌僧舍》）他不滿於現實，慨歎處境汙淖：“茫茫塵中區，荒穢何足鄰！”（《步虛詞》）但是他對國事也未能忘懷。《京口即事》就寫他到了京口，看見鐵甕城和戍邊樓，於是哀傷失地未複，國家分崩，觸動了“無限愁”。《贈張亦》則慷慨陳詞：“興兵又罷兵，策士恥無名。閑見秋風起，猶生萬裏情。借窗臨水歇，沽酒對花傾。”借相互間的酬贈抒發在“罷兵”苟安的妥協投降政策下，仁人誌士報國無門、熱血男兒難以建功立業的憤慨和苦悶。
讀其詩想見其為人，四靈那種想有所作為而又難有所作為的輾轉於底層的知識分子的身影躍然紙上。竊以為作為詩人，他們的創作曆程、生存處境和心靈狀態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封建社會中，特別是在南宋後期那個充滿屈辱的年代裏，他們無奈地苦苦掙紮，他們頑強地苦苦悲吟，在掙紮、悲吟中不乏對現實的關切和衝動的激情。
其四，反映現實，關注民間疾苦。
四靈中徐璣曾擔任過州縣從吏。他在任期間做過一些有益於百姓的事，為吏清廉，守法不阿。如在建安安撫麻溪峒民，在永州盡釋被關押冤民，在龍溪禁止權豪侵占陂田等。葉適在《徐文淵墓誌銘》中對其政績作出了高度評價。如任建安主簿時“監造貢茶，其長欲取於數外，君正色曰：‘此人主所以薦天地宗廟，非臣下所宜得。’”閱讀徐璣《二薇亭集》，不少詩篇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也足以說明葉適銘文所言不虛。如《監造禦茶有所爭執》是一首長達五十六句的五言古風，此詩犀利地揭露了貪官酷吏的巧取豪奪，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官場情形、政治腐敗，其中雲：
天子且謙受，他人奚可希！奈何貪瀆者，憑陵肆奸欺。品嚐珍妙茶，倍稱求其私。初作狐鼠媚，忽變虎狼威。巧計百不行，吐怒麵欲緋。
生動地再現了作者與貪婪上司的鬥爭。全詩描寫生動形象，敘事樸實流暢，議論尖銳精辟，三者熔為一爐，相得益彰，慨歎人間尤物為貪暴者所攫奪，取法於元、白樂府，堪與蘇軾名篇《荔枝歎》比美。
趙師秀曾為小吏，江湖詩人薛師石在《送趙主簿》中雲：“定將詠物意，移作愛民心。”可見趙師秀為吏愛民。如他諄囑朋友為官要關心民生疾苦、關注農事活動：“歲事登禾稼，朝綱去草菅。”（《寄絛縣丞》）“所慮久晴田事廢，今聞高下雨皆勻。”（《答徐縣丞》）對於為吏任事，趙師秀夫子自道是：“一身來作吏，白日算徒勞。塵土侵衣重，年光如鬢牢。春深禽語改，溪落岸沙高。柳下垂釣者，吾今愧爾曹。”（《春曉即事》）可見他在其位則謀其事，不甘平庸、思欲有所作為。
四靈在作品中對於關注民間疾苦這方麵內容都有所反映，不過比較起來，從未走進官場，一生生活在民間的徐照、翁卷比徐璣、趙師秀更多地反映了社會生活。徐照的《促促詞》敘述“丈夫力耕長忍饑，老婦勤織長無衣”，深刻揭示了不合理的社會現實。《繅絲曲》說“未充身上著，先賣給朝饑”，《廢居行》說“北風蕭蕭邊馬鳴，邊人走盡空戶庭”，《征婦思》說“姑老子在腹，憶郎損心目”，都記錄了民間各種人的疾苦。《春日曲》寫婦女養蠶、采桑的勞動，《分題得漁村晚照》寫漁家生活，《自君之出矣》、《妾薄命》描寫愛情，也都清新可誦，富有生活氣息。這些樂府歌行，我以為，無論題材抑或表現手法，都得益於唐人張籍、王建的樂府，也是徐照勝過徐璣、翁卷、趙師秀之處。
翁卷的一些短詩則直接反映了民間疾苦，如《東陽路旁蠶婦》：
兩鬢樵風一麵塵，采桑桑上露沾身。
相逢卻道空辛苦，抽得絲來還別人。
蠶婦絲還沒有抽出，債早已等在那裏，一旦得絲，隻落得兩手空空。這就是翁卷筆下揭示的悲慘現實。又如膾炙人口的《鄉村四月》：
綠遍山原白滿川，子規聲裏雨如煙。
鄉村四月閑人少，才了蠶桑又插田。
這是一首極富生活情趣的農事詩，為曆來選本廣泛采用。前兩句寫初夏鄉景，繪聲繪色；後兩句寫繁忙農事，表現出作者對生活的熱愛。
四靈的作品反映了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早年壯誌報國，中道飽經坎坷，後期淡泊自娛。大靈徐照在《送翁靈舒遊邊》一詩中稱道對方很關心國事，期望三靈能建功立業；二靈徐璣也有一首同題詩作：“子向江淮去，應懷計策新。但須先審己，然後可圖人。戰野寒猶力，邊域草不春。曹劉若無競，閑卻臥龍身。”此詩則除送行的例行文字外，還表現出一絲隱憂。在那個時代，誌士仁人往往懷才不遇、報國無門，很難有所作為，常常被“閑卻”。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境遇的轉換，四靈有不少作品表達了倦於仕途、樂於歸隱的意願，如徐照“既與世不合，當令人事疏。”（《貧居》）如徐璣“宦情每向途中薄，詩句多於馬上成。故裏諸公應念我，稻花香裏計歸程。”（《六月歸途》）“初因薄宦成羈旅，忽伴輕鷗落渚汀。安得數年居此地，待須長日補《騷經》。”（《淥波亭寄泊晨起有感》）又如翁卷“有口不須談世事，無機惟合臥山林。西風颯颯吹毛骨，且看滿園花似金。”（《行藥作》）再如趙師秀“俸少貧如故，醫慵病卻添。秋風牆下菊，相對憶陶潛。”（《秋日偶書》）
據葉適《徐靈淵墓誌銘》載，徐璣臨終前，處於彌留狀態中的他忽然長歎著說了數聲“爭、爭”。當時他的妹妹在身邊，就撫摩著他的背問：“爭什麼？”徐璣睜開眼睛說：“和天爭！”她妹妹問：“和天爭什麼？”徐璣又用盡力氣大聲說：“爭名也！”接著就溘然長逝了。須要指出的是，評價四靈詩歌的思想價值，隻有堅持從作品實際出發，知人論世，縱橫比較，才有可能找到差強人意的答案。這些青年由密切關注時事、憂國憂民到獨坐喜忘時事、自歎身世，壯誌消磨殆盡，眼界趨於狹窄，這一轉變是偶然的嗎？在閑卻、艱辛的生活境遇裏，在苟且、萎靡的社會風氣下，四靈之輩寫不出雄奇陽剛的文字，完全是自身氣質的原因嗎？我們能無視他們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對周圍風刀霜劍的“爭、爭”呐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