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敘述永嘉四靈詩歌的思想價值，借以說明盡管長期以來人們對其置若罔聞或視而不見，甚至加以抹殺，四靈詩歌並未脫離人間的煙火和塵世的悲歡，具有獨特的帶有時代烙印的思想價值。
然而，我以為四靈詩歌的藝術價值同樣值得探索，他們的美學追求、突破和創新，不應該被曆史的塵土埋沒。事實上，當年葉適編印的《四靈詩選》在南中國一紙風行，葉大師借鼓吹四靈複行唐風以反對江西詩派、反對朱熹詩論，其主要著眼點正是詩歌寫作藝術。當時詩人許棐《跋四靈詩選》雲：
藍田種種玉，簷林片片香。然玉不擇則不純，香不簡則不妙，水心所以選四靈詩也。選非不多，文伯猶以為略，複有加焉。嗚呼，斯五百篇出自天成，歸於神識，多而不濫，玉之純、香之妙者歟！
這就明白地點出了葉適的著眼點正是“玉之純、香之妙者”。宋韋居安《梅磵詩話》卷中記載，曾有人向趙師秀問詩法，他回答說：“但能飽吃梅花數鬥，胸次玲瓏，自能作詩。”有點發言玄遠、歸趣難求的味道。其實四靈詩歌的藝術價值，其犖犖大者有以下三端。
一是“捐書不用”，即不用典故，不發議論，純用白描手法，追求清淡圓美。這當然是對江西詩派的反動，也是葉適最為欣賞的。北宋以來，“理學興而詩律壞”，理學家對詩歌的攻擊、歪曲及其味同嚼蠟的詩風，給詩壇造成了厄運。江西詩派經過極盛時期，它的“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的詩法和生澀粗勁的詩風，日益使人生厭。四靈選擇晚唐以矯時弊，可以說是明智的乘時而起。如徐照《宿翁靈舒幽居，期趙紫芝不至》，徐璣《夏夜同靈暉有作，奉寄翁、趙二友》，翁卷《春日和劉明遠》、《夢回》，趙師秀《冷泉夜坐》都是自然清妥的作品。如趙師秀赴筠州高安（今江西高安）推官途距州城十裏時所作《十裏》：
烏紗巾上是黃塵，落日荒原更恐人。竹裏怪禽啼似鬼，道旁枯木祭為神。亦知遠役能添老，無奈高眠不救貧。此地到城惟十裏，明朝難得自由身。
州城在望而毫無情緒，詩人坦誠地說為官是為了“救貧”，以失去自身自由為代價，從而抒發了淡於榮利的真情實感。設想這樣的題材如要黃庭堅輩寫，不知要用多少典故、掉多少書袋，而趙師秀全篇明白如話，沒用一個典故。因此方回說：“中四句皆可喜。”紀昀也說：“五、六真語好，占身分人必不肯道，不知說出轉有身分，勝於詭激虛憍也。”（《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十九）又如趙師秀《薛氏瓜廬》：
不作封侯念，悠然遠世紛。惟應種瓜事，猶被讀書分。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吾生嫌已老，學圃未如君。
薛氏是薛師石，江湖詩人，名其室為“瓜廬”。這首詩對薛氏不慕爵祿、耕讀自娛的隱士生活表示欣羨。第一句暗用秦亡後東陵侯召平種瓜故事，末句用《論語·子路》樊遲“學為圃”故事，但趙師秀化用無跡，不作典故看，即使不明出典者閱讀，仍然十分曉暢，仍然能夠看得懂，充分顯示了作者的白描功力。
二是斫思新奇。葉適當年“嘖嘖”稱讚四靈“因狹出奇”、“斫思尤奇”，四靈自身苦吟並選賈島、姚合詩為“二妙”，選沈佺期、劉長卿等人詩為“眾妙”，然而，“奇”在何處？“妙”在哪裏？
葉適以為四靈“因狹出奇”至少包括這三方麵的內容：一是題材，“斂情約性”，向內心深處開掘，不與江西比廣度；二是體裁上多為“律體”、“五言”，且常常畢其功於中間二聯，企求在狹而隘的有限篇幅中展現無限；三是棄李、杜、韓、白等大家而不顧，而選擇崇尚賈島、姚合，力圖在因狹而小的範圍內複振唐風。葉適《徐道暉墓誌銘》所謂：“發今人束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複言唐詩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卿之一快也！”這種“因狹出奇”的確出奇製勝，使理學詩論頓顯灰白枯槁，使江西詩派陷入進退維穀，他們為日益衰頹的南宋中後期詩壇帶來一股清新之風。對於當時天下士子紛紛反戈江西轉投四靈的局麵，對於四靈的成功，劉克莊曾在《題蔡炷主簿詩卷》中興奮地記錄道：
舊止四人為律體，今通天下話頭行。誰論宗派應添譜，要續《傳燈》不記名。放子一頭嗟我老，避君三舍與之平。由來作者皆攻苦，莫信人言七步成。
可見當時反響強烈。葉適《徐道暉墓誌銘》說：“（徐照）斫思尤奇，……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其實，不僅徐照，四靈詩都具有“斫思”尖新的特色。如徐照《分題得漁村晚照》、《柳葉詞》、《三峽吟》，徐璣《夏日懷友》、《六月歸途》、《野望》，趙師秀《雁蕩寶冠寺》、《池上》等作皆為平中見奇、清思轉新的好詩。如徐照《柳葉詞》：嫩葉吹風不自持，淺黃微綠映清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