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光時期，永嘉四靈以賈島、姚合為楷模，以反江西詩派為宗旨，由於大儒葉適的鼓吹提倡和他們的創作實績，“於是四靈之名天下莫不聞”。
然而，四靈的藝術實踐有一些不足或者軟肋。如因為當時的政局相對穩定，四靈的社會地位卑微，因而他們專心吟詠，不甚關心政治；他們看到江西“資書以為詩”的流弊，自己就“捐書”不用事；看到別人“汗漫而無禁”，自己就要以“單字隻句”名家；看到以前多數人以杜甫為楷模，自己就排斥杜甫。糾正了一種偏頗，卻又產生了另一種偏頗。這就激起了異軍揭反幟而突起，從而推動了南宋詩歌特別是流派發展的文學進程。
關於四靈審美效果的品評和自身價值的取向，我不擬引用半個世紀以來幾種著名《中國文學史》的觀點，因為我以為古代學者對四靈似乎分析、評述得更合理一些。同代人曹豳對此有耐人尋味的敘述。一則是他親自寫的《瓜廬詩集跋》：
予讀四靈詩，愛其清而不枯，淡而有味。及觀瓜廬詩，則清而又清，淡而益淡。始看若易與，而意味深長，自成一家，不入四靈隊也。蓋四靈詩雖擺脫塵滓，然其或仕或客，未免與世接，猶純乎淡也。
推崇四靈詩，毫不掩飾地表示了對其的喜愛。另一則是別人記載他的言論，見於陳世崇的《隨隱漫錄》卷五：
宋坦齋謂曹東畝曰：“君生永嘉，詩學江西。”曰：“興到何拘江、浙。”“然則四靈不足學歟？”曰：“靈詩如啖玉腴，雖爽不飽；江西詩如百寶頭羹，充口適腹。”
充分肯定了江西詩的實用，這種實用應該包括教化、學識、審美諸多方麵。初看去曹豳的觀點似乎自相矛盾，其實這正反映了南宋後期人們審美取向上的多樣化和寬容性。而這恰恰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們學術界最缺乏的。陸、楊逝去無大師，而沒有權威一方麵頓失典範，另一方麵也有利於兼收並蓄。宋伯仁在《雪岩吟草自序》中對此作了相當生動形象的說明：
詩如五味，所嗜不同，宗江西流派者，則難聽四靈之音調；讀“日高花影重”之句，其視“青青河畔草”即路旁苦李，心使然也。古人以詩陶寫性情，隨其所長而已，安能一天下之心如一人之心？在以上的摘評中，已經可以明顯見到四靈及其詩歌在當時所產生的相當深廣的影響，盡管其“亮度”、“力度”並非“全貌”、“全部”，較為側重在近體樣式、野逸題材、清瘦風格上，但也展示了其文學地位不容忽視。
無疑，永嘉四靈這一文學群體應當在中國文學史上占得一席之地。清代吳之振在《瀛奎律髓序》中從縱向上理清了律詩的發展線索，明確了四靈的曆史地位：
江西詩派的開創者。他在《答洪駒父書》中說：
“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這段話，江西諸子奉為圭臬。
律詩起於貞觀、永徽，逮乎祥興、景炎，蓋閱六百餘年矣。其間為初、盛，為中、晚，為西昆，為元祐，為江西，最後而為江湖，為四靈。作者代生，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於是詩之意境開展而不竭，詩之理趣發泄而無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