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派發展的運作形式看，推動江湖詩派產生、發展還有一個前無古人後乏來者的動力，那就是商業運作；而與文化密切相關的印刷出版業在宋代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對江湖詩派推波助瀾，影響甚巨。
自唐代發明雕版印刷技術以後，中國書籍結束了僅靠手工抄寫的曆史，經過五代的陶冶發展，運用雕版印刷技術大批量地印製紙優墨香裝潢考究的圖書，成了宋代出版業的一大特色。這一點在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中得到了極好的側麵印證：
餘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
談到宋代印刷出版業的成就，那真正是石破天驚，煌煌大觀！且不說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四大發明之一的活字印刷術始於宋代，宋版書數量之巨亦令人瞠目。如宋初編成四部大書，即《太平禦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共計三千五百多卷，在宋代都曾刊印。官方還先後將《史記》、《漢書》、《三國誌》、《新唐書》、《通鑒》等刻板印刷，它們總共也達數千卷。此外，宋代還刊印了許多大部頭的佛道經典、醫書、農書、地理書，等等。印刷者則大體可分為官府印製、私人印製和團體印製三類。所謂官府印製係指中央及州縣衙門與各級教育主司所刻書，其中國子監印本簡稱監本，曆代都認為是宋版書的上上精品；所謂團體印製係指包括佛寺道觀、書院和家族公社所刻書；所謂私人印製係指家室和坊肆所刻書。宋室南渡以後，因大量雕版毀於汴京，為文化傳承需要，客觀上需要大量刻書以作補充，所以以臨安為中心的出版事業尤為興盛。這時由於政府對印刷出版的政策有所放寬，社會文化進一步普及，而私刻中的書棚、書坊由於經營靈活，敏感性強，富有特色，深受讀者歡迎，因而發展很快，在印製三大類中加大了比重，在社會文化結構中占據了不可取代的地位。宋徽宗時供職翰林圖畫院的畫家張擇端曾以汴河為中心，創作了傳世名作《清明上河圖》，以生花妙筆描繪了北宋晚期汴京舟車如織、百業興旺的繁華景象。其中在鱗次櫛比的街麵店鋪中，有一家書坊正在經營，這是極為難得的原始記錄，雖然描繪的是東京景象，亦可想見臨安書坊風貌之一斑。當時印賣圖書的坊肆名目繁多，或曰書林，或曰書坊，或曰書堂，或曰書鋪，或曰書棚，或曰書籍鋪，或曰經籍鋪，等等。據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臨安書坊著名者有貓兒街河東岸開箋紙馬鋪鍾家，刻有《文選五臣注》等；中瓦南街東榮六郎書籍鋪，刻有葛洪《抱樸子》等。
大廟前尹家書籍鋪，刻有李複言《續幽明錄》與《篋中集》等；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經鋪，刻有《寒山詩》等；眾安橋南街東賈官人經書鋪，刻有《妙華蓮花經》等佛典；棚前南街西王念三郎經坊，刻有《金剛經》等；中瓦子張家，刻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等平話小說等；再就是本書所敘述的睦親坊陳宅經籍鋪，主要刊刻中晚唐詩集，計百餘種，時有“詩刊欲遍唐”之譽。
這些書鋪具有很強的品牌意識，在臨安書業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如現存遼寧省圖書館的榮六郎書籍鋪刻《抱樸子》，此鋪所刻晉代葛洪撰《抱樸子》內篇二十卷，字用歐體，半頁十五竹，行二十八字，卷末刻有五行“廣告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