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日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中瓦南街東，開印經史書籍鋪，今將京師舊本《抱樸子內篇》校正刊行，的無一字差訛，請四方收書好事君子，幸賜藻鑒。紹興壬申歲六月旦日廣告告訴人們，本店曆史悠久，專營經史，質量可靠，歡迎各方惠顧。從遺存的這些書鋪所販賣的書籍來看，都有品牌的標明。如“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解元宅書籍鋪”、“臨安府經籍鋪尹家刊行”等，各地書商、書販、好書者蜂擁而聚，多是慕這些名鋪的大名而來。宋時書坊的經營已形成相當規模，許道和《曆代刻書概況》（印刷工業出版社1991年版）據引《麻沙劉氏族譜》，描述南宋建陽劉氏三桂堂“曾聘有從事校勘加工工作的編輯，經部八人，史部六人，還雇有專事印刷的工人十六人”。可見有些書坊從編輯到印刷、銷售各個環節都齊備，而且編輯又按業務區分門類，已具有出版社的雛形。
因為選題和編輯工作是印刷出版全過程中的極其重要的環節，而這些工作需要有較高水平的知識分子擔任，所以投身印刷出版業也就成了江湖遊士棄舉業謀生的重要選擇。據張宏生《宋詩：融通與開拓》考證，其時臨安還有文士陳思者，張著引《鹹淳臨安誌·國朝進士表》，陳思曾為寧宗嘉定元年特奏名第一人。按南宋的特奏名是照顧性的特恩，其中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出官，因此後來陳思也投身商海，做了一名書商。足見由儒生而滯為遊士，由遊士而轉入商人且為書商者當不在少數。這些人一旦參與經營活動，多能憑著知識分子的敏感，及時觀察社會的需求，配合社會的文化動向和作者的寫作特長製定經營策略，有時還能為自己服膺的政治主張服務。如淳熙年間進士須加試騎射，書坊立即刊出《增廣射譜》七卷，以供士子之需。開禧年間，韓侂胄提出北伐，朝野震動，建安書商魏仲舉很快從各種書籍中摘取有關戰伐的材料，編成《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二十八卷，提供給各界參考。更為重要的是，文士轉為儒商後，其經營活動雖以逐利為目的，但卻難免在經營活動中體現出個人的追求、喜好和興趣，因而自覺不自覺地對文化風氣產生影響。如陳起書坊之刻唐詩，陳思書坊之刻學術著作，李複言書坊之刻小說，等等，皆屬此類。當時臨安呈畸形繁榮，人口達到一百多萬，店鋪林立，每天通過錢塘江、長江、運河及海上航路載運各種貨物來到臨安的船隻不計其數，臨安取代了北宋汴京開封的位置，成了當時全國最大的商業城市，所謂“夜市三更燦爛，樓台之燈火；春風萬井喧闐，簾幕之笙歌”。為了商業稅收的需要，政府讓工商業者按行業組織成“行”、“團”，按行團設簿籍，登記資產，分攤稅役。據《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當時臨安市場有四百四十行之多。於是，書坊也就成了儒商聚集的行團。在這樣的時代曆史背景下，書商陳起承擔了江湖詩派產生、發展的商業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