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起“巧為射利”（陳振孫語見《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他的商業運作在江湖詩派的聲氣聯絡方麵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良田書滿屋，樂事酒盈觴。字畫堪追晉，詩刊欲遍唐。”（周端臣《挽芸居二首》）陳起的書鋪刊刻了許多中晚唐詩人的作品，迎合了當時江湖詩人的審美心理，滿足了他們的學習需要。同時他也刊刻了好幾種江湖詩集，他因此獲罪後，兒子又繼續刊刻江湖詩集，所謂“芸葉一窗千古在，好將事業付佳兒”（黃文雷《挽芸居》），所謂“芸居老衣缽，付與寧馨兒”（胡仲弓《為續芸賦》），可見他們父子完全是將此作為一項事業來投入的。開書鋪當然要講求利潤、要賣書，然而陳起與江湖詩人既是老板與作者的關係，又是同道關係，這樣就使得他的經營方式增加了人性化的色彩。具體表現一是經常與作者詩酒酬酢。如周端臣《奉謝芸居清供之招》雲：“……呼童張樽罍，芳醪啟春甕。乃約屏膻葷，初筵俱清供。珠櫻映翠英，光色交浮動。……列品不自珍，而與朋友共。”描寫了陳起招赴果蔬清宴、賓主融融之樂。此外，很多詩友對陳起有“惠藥”、“惠糟蟹新酒”、“饋食且複招飲”之事，而陳起也常常回謝詩友，如許棐《宗之惠梅窠水玉箋》、俞桂《謝芸居惠歙石廣香》都記述了陳起贈物的殷殷之誼。當然陳起與江湖文士最主要的交往還是商討詩文，“長安道上細哦詩，如此相知更有誰”（黃文雷《挽芸居》）、“憶君同在孤山下，商略春風弄筆時”（許棐《宗之惠梅窠水玉箋》）已清楚地說明與這位書肆老板同道切磋的情況；陳起《適安夜訪讀靜佳詩卷》就生動地記述了這種受益兼及身心：“情同義合亦前緣，得此蘭交慰晚年。旋爇古香延夜月，試他新茗瀹秋泉。君停逸駕談何爽，客寄吟編句極圓。可惜病翁初止酒，不能共醉桂花前。”又《史記送劉後村劉秘監兼致欲見之忱》：
憶昔西湖濱，別語請教條。囑以馬遷史，文貴細字雕。名言猶在耳，堤柳凡幾凋。
陳起就出版事請教劉克莊，劉克莊則對於刊刻《史記》的版式字號提出了己見。無疑，這種交往對於提高刊書的品位和質量是極有裨益的。與作者傾心結交的結果是一大群江湖詩人聚集在陳起周圍。查陳起所編的《南宋六十家小集》，六十位詩人中，有十八位和他有唱酬，足見他在當時的號召力和凝聚力。一是時常向作者贈書。如他有感於劉克莊當年對於刊刻《史記》的建議，後來得到一部蜀刻《史記》，就沒有忘記持贈劉克莊（見陳起《史記送劉後村劉秘監兼致欲見之忱》）；又如朱繼芳《桃源罷官芸居以唐詩拙作贈別》雲：“自作還相送，唐詩結伴來。”說陳起除了持送所刊刻的自己的詩集外，還贈送唐人詩集。還如許棐有《陳宗之疊寄書籍小詩以謝》雲：“君有新刊須寄我，我逢佳處必思君。”看來許棐是陳起書鋪固定聯絡的重點讀者了。一是允許賒書。按賒銷之道北宋即已有之，《文獻通考》卷二十載蘇軾說：“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值，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這裏蘇東坡說了兩種經營方式：一是先付款，包買；一是先交貨，賒銷。陳起是深諳賒銷之道的。黃簡《秋懷寄陳宗之》“慚愧陳征士，賒書不問金”，更直言“賒書”。一是可以借書。如俞桂《謝芸居惠歙石廣香》“鄴侯架中三萬籤，半是生平未曾見。一癡容借印疑似，留客談玄坐忘倦”，張弋《夏日從陳宗之借書偶成》“案上書堆滿，多應借得歸”，趙師秀《贈陳宗之》“最感書燒盡，時容借檢尋”，杜耒《贈陳宗之》“成卷好詩人借看，盈壺名酒母先嚐”，都肯定了陳起書鋪的這種類似圖書館、資料室的借閱功能。“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因此，陳起的書鋪實際上成了江湖詩人的重要的活動中心，陳起在自己巧妙營造出的融融睦睦的氣氛中，組稿、約稿、審稿、印書、售書，完成了從詩人到編輯到出版商的角色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