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陳起的出版事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陳起曾刻印劉克莊的《南嶽稿》，據林希逸《後村先生劉公行狀》載：“時《南嶽稿》、《遊幕箋奏》初出，家有其書。”陳起推出的圖書發行量之大、影響麵之廣可以想見。
然而作為一個書商，編輯詩集畢竟不僅是藝術勞動或學術勞動，很重要的一方麵是功利追求。要注解陳起書肆的“巧為射利”，從江湖詩作及筆記鉤稽，有三點給人印象頗深。其一是出於商業目的有時妨害編書體例。由於南宋江湖詩集是陳起所刻最豐富而情況最複雜的一類書，所以他編輯出版的各種江湖詩集在收錄範圍和體例上不十分嚴格。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江湖後集提要》雲：
惟是當時所分諸集，大抵皆同時之人，隨得隨刊，稍成卷帙，即別立一名以售。其分隸本無義例，故往往一人之詩而散見於數集之內。如南宋末陳振孫所見《江湖集》九卷（這應該是陳起原刊本），陳振孫對此集收錄北宋人方惟深和南宋官員晁公武的作品深感不滿，認為收錄詩人並不盡當。這就使得後人不能將《江湖集》是否收錄來作為判定江湖詩人的依據，這樣一來，不僅江湖詩派陣營模糊，而且對各種版本的江湖詩集的判定亦疑義叢生。其二，是陳起從流放地回到臨安重操刻書舊業後，和其子馬上重刻《江湖集》。我以為，除了堅持江湖精神外，逐利亦是一重要目的。按楊萬裏《誠齋集》卷八十三《杉溪集後序》回憶有人因刻印當時遭禁的蘇東坡、黃山穀的詩文以牟利的情況，雲：“是時，書肆畏罪，坡、穀二書皆毀其印，獨一貴戚家刻印印之，率黃金斤易坡文十。蓋其禁愈急，其文愈貴也。”作為一個老書商，陳起應該是非常清楚禁急文貴的道理的。其三是陳起在資金周轉上極有可能采取一種類似“寄銷”的手段，隻有待詩冊售出，作者才能得利。按許棐《贈葉靖逸》雲：“朝士時將餘俸贈，鋪家傳得近詩刊”，視新詩印成上架為利好消息；戴複古《市舶提舉管仲登飲於萬貢堂有詩》雲：“七十老翁頭雪白，落在江湖賣書冊”，承認自己也參與了商業運作。這些都隱約地透露出“寄銷”的消息，因史乘闕如，姑發其端，以俟來哲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