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學流派的產生與發展，不外取決於三方麵的因素，即社會時代的土壤，文學本身的嬗遞演繹和作家的遭遇、思想及藝術追求。
江湖詩派大約興起於十三世紀初葉，即南宋中期。這是一個政治上無為無奈的懨懨歲月，宋、金和議已成，偏安東南一隅成了趙宋統治者不得不接受的現實。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這又是一個經濟、文化的繁榮時期；長江中下遊工商業的長足進步自不贅言，在學術上大師競出，是呂祖謙、朱熹、陸九淵、葉適的時代。在文學上群星璀璨，是陸遊、範成大、楊萬裏、辛棄疾的時代。具體到詩壇，則是對黃庭堅開創的江西詩派尊崇到了極致。然而時光流轉，隨著楊萬裏、範成大、陸遊等人的相繼謝世，詩壇漸趨岑寂。這時，永嘉四靈首唱異響，提倡晚唐，反對“江西詩派”。繼而江湖詩派乘勢崛起，並迅速擴展為南宋中後期的主流詩派。我以為，其間詩派嬗遞脈絡較然可睹，是符合文學發展規律的。誠如昔人所雲：
近時東南詩學，問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四靈；不曰四靈，必曰江湖。蓋不知詩法之弊，始於晚唐，中於四靈，又終江湖。（元張之瀚《西岩集》卷十八《跋王吉甫直溪詩稿》）
律詩起於貞觀、永徽，逮乎祥興、景炎，蓋閱六百餘年矣。其間為初、盛，為中、晚，為西昆，為元祐，為江西，最後而為江湖，為四靈。作者代生，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於是詩之意境開展而不竭，詩之理趣發泄而無餘。（清吳之振《瀛奎律髓序》）
以上所引雖然一說南宋詩法之弊，一論律詩之衍變，然玩味其語意，都承認“四靈”和江湖詩派是詩歌發展過程的兩個環節，並且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當然，江湖詩派成員眾多，終南宋之世，籠罩了詩國天宇。這些詩人的人品因人而異，有的人自尊自愛、特立獨行，有的人則幹謁行乞，隨波逐流。其人生目標雖不盡相同，但他們的文學思想、藝術情趣、審美標準則指向開闊，藝術實踐也呈多樣化。與四靈之沒有理論不同，江湖詩人理論異常豐富，若論廣度、深度則以劉克莊為最，其他則嚴羽之思辨透徹，戴複古之以詩論詩，敖陶孫之剖析風格，周弼之編選詩作，都在中國文論史上占一席之地。總之，南宋後期有成就的詩人和有價值的詩歌理論，多出自江湖詩派。
需要討論的是關於永嘉四靈與江湖詩派的關係，永嘉學派巨子葉適是不是四靈、江湖共同的領袖？四靈和江湖是一派還是兩派？同時還是有先後？後一個問題很簡單，四靈中徐照、徐璣、趙師秀都卒於1219年以前，翁卷去世最晚，大約在1250年左右；江湖詩人人數眾多，有些人與四靈還有交往，有些人則一直活到宋亡入元，因此“四靈”和江湖應該算是同時存在的，不過江湖詩派一直延續到1279年宋亡以後。對於大多數江湖詩人來說，四靈（尤其是二徐和趙師秀）應該算是前輩。趙師秀《贈陳宗之》“每留名士飲，屢索老夫吟”，就在陳起麵前不客氣地自稱“老夫”。對於第一個問題，我首先要說的是，葉適出於反對理學的需要，隻是發現、揄揚了四靈，對於四位文學青年，葉適沒有側重；他本人並不以詩名家，從他現存的詩作來看，風格與四靈並不相同。而四靈是自行組合的文學群體，他們都沒有詩歌理論著作，現存詩歌數量都不多。以上這些情況，在第二章《永嘉四靈》中有詳細論述。應該說，葉適不是四靈的領袖，四靈中也沒有誰占有領袖群“靈”的地位。至於葉適與江湖詩派的關係，和葉適與四靈有些相同，於江湖，葉適之功有二焉。
一是明確了睦親坊書肆老板陳起擔負聲氣聯絡的功用。在打造、推動文學團體方麵，葉適是獨具隻眼的。早先，他編選《四靈詩選》，正是交陳起刊刻發行，“於是四靈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於江湖之劉克莊的《南嶽稿》，也是由葉適題跋，交陳起刊印。以後，陳起又編印一本又一本的江湖詩集，終於造就了這麼一個叫江湖的詩歌流派。陳起的所作所為，當然是葉適的引導。
二是選定了江湖詩派的領袖，那就是劉克莊。按第三章所引葉適《題劉潛夫〈南嶽詩稿〉》雲：
往歲徐道暉諸人，擺落近世詩律，斂情約性，因狹出奇，合於唐人，誇所未有，皆自號四靈雲。於時劉潛夫年甚少，刻琢精麗，語特驚俗，不甘為雁行比也。今四靈喪其三矣，塚巨淪沒，紛唱迭吟，無複第敘。而潛夫思益新，句愈工，涉曆老練，布置闊遠，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昔謝顯道謂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留連光景之詩。此論既行，而詩因以廢矣。悲夫！潛夫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
竊以為，這段話彌足珍貴，說明了兩點。其一，葉適對劉克莊寄予厚望，“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意即詩壇領袖。類似的語言他從來沒有賜予過四靈中的任何一位。其二，他基本肯定四靈，然而從“何必四靈哉”的語氣口吻看，又明顯表示對四靈的不滿。胡俊林《永嘉四靈暨江湖派詩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指出：“葉適是四靈揚名的有力後台，但是他又是最早指出四靈流弊、結束四靈時代的人。”論述是十分精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