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克莊（1187—1269），字潛夫，號後村，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曾以小吏身份在抗金前線生活，這段經曆對其詩歌創作產生了良好的影響。知建陽，師事真德秀。江湖詩禍中他因《落梅》詩句而被免官。後任福建、江西、廣東等地地方官，屢起屢廢。淳祐六年（1246）理宗以其“文名久著，史學尤精”，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監、國史院編修、中書舍人，曆任起居舍人兼侍講、兵部侍郎、工部尚書等職，致仕後又特授龍圖閣大學士。他是江湖詩派裏唯一的高官，又是一個高壽者，創作上也高產，他以高官高壽高產，雄踞詩壇四十餘年，領導著這些為數眾多的體製外的平民詩人。
劉克莊有《後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其中詩四千餘首，不僅數量巨大，而且題材開闊，諸體兼擅，轉益多師，風格多樣。他早年受四靈影響，崇尚晚唐，後來認識到學晚唐“才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劉克莊《瓜圃集序》），於是改學陸遊、楊萬裏：“初餘由放翁入，後喜誠齋，又兼取東都、南渡、江西諸老上及於唐人大小家數。”（劉克莊《刻楮集序》）終成江湖派裏最負盛名、影響最大的詩人。當時“學詩者宗焉”（林希逸《後村先生劉公行狀》），所謂“江湖從學者，盡欲倚劉牆”（胡仲弓《王用和歸從莆水寄呈後村》）。
然而，作為領袖，理論是必不可少的。恰恰劉克莊長於學，著有《後村詩話》十四卷（前集二卷、後集二卷、續集四卷、新集六卷），此外，還有大量的詩歌理論散存於文集的序跋品題及各類文章中。《四庫總目提要·後村詩話》認為：“論詩則有其條理。……大旨則精核者多，固迥在南宋諸家詩話上也。”我以為，結合其創作實踐，劉克莊的詩歌理論大約有以下數端。
其一，高舉江湖大旗，力爭為體製外的平民詩人在社會上占一席之地。劉克莊認為：
詩非達官貴人所能為，縱使為之，不過能道富貴人語。……故詩必天地畸人、山林退士，然後有標致；必空乏拂亂，必流離顛沛，然後有感觸；又必與其類鍛追璞，然後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零九·章仲山詩》）
他認為寫詩正是這些平民詩人的分內之事，因此在書商陳起的策劃下，配合出版，他對江湖詩友們的訪求積極回應，寫下了大量的序跋文和贈答詩，不懈地為江湖詩派的存在和活動搖旗呐喊。如在《集庵詩序》中，他申說《左傳》立德、立功、立言之義，借題發揮：“自穆叔之論行世，始以文為道之小技。詩又文之小技，王公大人率貴重不暇為，或高虛不屑為，而山林之退士、江湖之旅人，遂得以執其柄而稱雄焉！”可以設想，那些掙紮在衣食謀生、又熱愛寫詩的江湖詩友們讀到這樣的文字時，那種熱血沸騰的感覺。事實上從不少江湖成員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們當年對這樣一位極富感召力、凝聚力的領袖的追隨。
其二，提倡變化，號召超越四靈。
劉勰《文心雕龍》提出“通變”說以來，曆來有出息的詩人都對此深思篤行。劉克莊在《跋何謙詩》中明確提出：
自四靈後，天下皆詩人，詩若果易矣。然詩人多而佳句少，又若何難，何歟？……自《國風》、《騷》、《選》、《玉台》、胡部至於唐宋，其變多矣。然變者，詩之體製也；曆千年萬世而不變者，人之情性也。
他在《王南卿集序》中，也肯定王“其妙在於能變”。這種求變的理論，無疑為江湖詩派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劉克莊自己在創作實踐中，正是由學習四靈變為批評四靈，從而帶動一批詩人跳出晚唐、四靈樊籬，力追盛唐。從題材上看，劉克莊力主“憂時元是詩人職，莫怪吟中感慨多”（《有感》），關心現實，憂念國事，譏彈時政，揭露統治集團的腐敗，是他詩作中的突出內容。像《冶城》、《戊辰即事》、《贈防江卒》、《感昔二首》、《題係年錄》等，尖銳抨擊南宋統治集團的妥協投降和腐敗無能，傷悼中原不能恢複，“昔補戎行今簡汰，空搔短發看兵書”、“螻蟻小臣孤憤意，夜窗和淚看輿圖”、“誰將鐵綆橫江鎖，莫靠琵琶出塞彈”，語意都是很沉痛的。基於自己的邊防經曆寫成的組詩《築城行》、《開壕行》、《運糧行》、《苦寒行》、《國殤行》、《軍中樂》等，用對比手法，描繪了邊將的淫奢和士卒的痛苦。《北來人》、《久旱即事》則表現了他對人民疾苦的同情。這樣的詩歌顯然繼承和發揚了唐代張、王、元、白的現實主義精神，風骨峻然，在四靈詩作中是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