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在藝術方麵，劉克莊具有學者眼光和大家氣度，在《晚覺稿》中明確提出：“貫穿融液，奪胎換骨，不師一家；簡縟濃淡，隨物賦形，不主一體。”在《跋真仁夫詩卷》中提出“四不如說”，亦即以輕、清、精、圓代替重、拙、繁、濃，這些主張不僅針對江西詩派及四靈之弊，而且反映了江湖詩派對詩歌形式美的藝術追求。
其三，以學論詩，實事求是。
應該說，在南宋中後期詩壇，劉克莊是最有學問的人。郭紹虞《宋詩話考》將他與嚴羽作了比較：“滄浪之長在識，後村之長在學。”以學論詩，加之樂於提攜後進，這就有助於在詩派中培養實事求是的批評之風。誠如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所雲：值得注意的是，劉克莊寫這些序跋時，明顯帶有指導意圖，也就是說，他從不違心地一味說好話，相反，在不少篇章裏，他都直言不諱地提出批評。作序而批評所序之作，而且屢見非一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現象。如《題徐賓之貢士詩》、《題何秀才詩禪方丈》（卷九十九）、《跋呂炎樂府》、《跋葉介文卷》（卷一百）、《跋何謙詩》（卷一百六）、《方元吉詩序》（卷一百八）、《林子彬詩序》（卷一百十）等，都是如此。
在這樣的學風倡導下，江湖詩人的詩歌理論著作擅一時之盛，較著名者還有嚴羽的《滄浪詩話》、敖陶孫的《詩評》、周弼的《三體唐詩》、薑夔的《白石道人詩說》以及戴複古的論詩等。以上所言三點，係拈出劉克莊詩論與其他詩人不同之處。需要指出的是，我認為正是劉克莊一麵創作詩歌，一麵研究詩學，帶動了南宋中後期詩學理論的繁榮，也推動了江湖詩派徹底告別四靈的纖、淺、狹，向著更廣更深的方向發展。
現在又回到第一個問題。誠然，四靈與江湖的“瓜葛”是很深的。四靈中除趙師秀做過推官一類小吏外，其餘與江湖詩人一樣，都是布衣江湖。當然，江湖詩派的首領劉克莊位居高位，又當別論。而且據周密《齊東野語》，趙師秀曾遭“江湖詩禍”；《永樂大典》引錄《中興江湖集》中也載有趙師秀、翁卷的詩（當然這個本子決非陳起的原刻本）。更重要的是，嚴羽所謂“江湖詩人多效其體”，江湖詩人中學四靈、崇晚唐的大有人在。盡管如此，我們仍然認為江湖與四靈是產生於差不多同時期的兩個流派。我們的根據下文還將申論，簡言之，從整體、從主流看，江湖與四靈彼此政治態度是不同的，因而詩的內容、傾向也明顯不同。從群體性方麵考察，四靈崇尚姚合、賈島，是一個有明確創作宗旨的緊密的作家群體，詩風也大致相同；而江湖詩派則複雜得多，其中多受陸遊、範成大、楊萬裏的影響（陸、楊詩風就明顯異趣），劉克莊等還奉江西詩派黃庭堅為圭臬，也還有人學杜甫、學李白，學四靈的隻是中、後期的部分詩人，因而江湖詩派內部沒有一致的詩風，當然絕大多數也與四靈詩風不同。如在四靈體盛行之時，江湖詩人薛師石大不以為然。按另一江湖詩人趙汝回為薛師石的《瓜廬集》作序說：
水心先生既嘖嘖歎賞之，於是四靈之名天下莫不聞。而瓜廬翁薛景石每與聚吟，獨主古淡，融狹為廣，夷鏤為素，神悟意到，自然清空，如秋天迥潔，風過而成聲，雲出而成文。間謂四靈：“君為姚賈，吾於陶謝韋杜何如也？”……日為文會，論切闓析，恐不人人陶謝韋杜也。
這段公案是說薛師石敢於反潮流，對四靈反唇相譏，抨擊其“狹”、“鏤”，提出以陶謝韋杜為法。至於四靈過世以後，江湖詩人更加肆無忌憚，徐集孫《趙紫芝墓》雲：“晚唐吟派續於誰？一脈才昌複已而。對月難招青塚魄，見梅如揖紫芝眉。四靈人物嗟寥落，千古風騷憶俊奇。公去遙遙誰可法？少陵終始是吾師。”宣布不再以四靈、姚賈為法，而要以杜甫為師，反映了江湖詩人推許四靈又超越四靈的藝術追求。誠然，《江湖集》中有趙師秀，但據南宋末年陳振孫所見《江湖集》九卷（這可能是陳起原刻本），此集收錄有北宋人方惟深和南宋官員晁公武的作品，陳振孫以為與江湖體例不合，譏為“書坊巧為射利”。可見《江湖集》雖然是判定江湖詩人的最主要的依據，但不可視為絕對標準。換言之，即使陳起將趙師秀收入集中，也不能據此判定趙師秀屬於江湖詩派。我們認為，更能說明問題的是，陳起刊刻有《四靈詩選》，書雖佚去，但這是同時的江湖詩人許棐《跋四靈詩選》中言之鑿鑿的事實，這不正說明在當時人的眼裏，四靈是單獨的文學群體嗎？基於以上考慮，我認為四靈與江湖是差不多同時的兩個不同的詩人群，四靈是江湖之前導；不僅如此，我還認為江湖詩派是永嘉四靈之反動，亦是江西詩派之變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