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絮飛時話別離，梅花開後待郎歸。
梅花開後無消息，更待來年柳絮飛。
回環往複，一唱三歎，搖曳多情。就是一些應該風骨凜然的憂國之吟，江湖詩人寫來也空靈有致，如胡仲參的《和伯氏春雨中韻》：
兩堤楊柳拂新亭，怪底遊人懶踏青。
手撚梨花成小立，半窗湖水雨冥冥。
看見西湖的亭閣，不免憶起東晉新亭對泣的舊事，觸發偏安東南、國脈如縷的憂思，遊人因此都沒有踏青的雅興了。可是自己卻正處在這個環境中，何況遇上陰雨天氣，麵對窗外空濛的西湖呢？不免執花獨立，憂思難禁。這樣的“韻度”在江西詩作中是極難一見的，流派就這樣被“析”離了出來。在這樣的美學追求的規導下，一些富有情韻、風情萬種的佳句如“日暮笙歌收拾去，萬株楊柳屬流鶯”（吳惟信《蘇堤清明即事》）、“青山湖外知何處，中有斜陽一段明”（嚴粲《秋入》）、“睡起秋聲無覓處，滿階梧葉月明中”（劉翰《立秋日》）、“門外不知春雪霽，半峰殘月一溪冰”（周弼《夜深》）等，在江湖詩作中大量呈現。於是，江湖詩人的詩作較之江西詩派的宋調當然減去了幾許骨力，卻也平添了一些風韻。
需要指出的是，四靈也是企圖以晚唐詩之韻致來矯正江西詩派的瘦勁，但他們的詩作卻如同錢鍾書先生所比喻的假山盆景，雖然具有另一種玲瓏纖細之美，但是淺、狹、纖巧，不善變化，為世所病。如“門前相對青峰小，屋後流來白水斜”（徐璣《泊馬公嶺》）、“筍從環砌磚中出，山在鄰家樹上青”（趙師秀《移居謝友人見過》）之類。這確實會“使人想起花園裏的疊石為山、引水為池”（錢鍾書《宋詩選注》第308頁）。這是一種人工之美，而不是自然之美。從這個意義上說，江湖詩派以韻度飄逸為“江西析派”，雖然與江西詩派別調異趣，而善學江西者莫過於江湖了。戴複古的侄孫戴昺《答妄論唐宋詩體者》雲：“不用雕鎪嘔肺腸，詞能達意即文章。性情原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江湖詩派關於江西詩派與四靈的爭議，歸根到底是唐詩與宋詩的討論；江湖詩派與江西詩派、四靈的關係，本質上是其與唐音、宋調的關係。南宋中期，江西詩派與四靈的衝突十分尖銳，據宋伯仁自序其《雪岩吟草》雲：“宗江西流派者，則難聽四靈之音調”；而為四靈晚唐體者則“甚至裂眥怒爭，必欲字字浪仙，篇篇荀鶴”。江湖詩派最初想沿四靈之故徑，用唐體來改變宋調。後來不少江湖詩人冷靜分析了唐音宋調各自的優劣利弊後，試圖調和二者的關係。劉克莊看到了唐音宋調的區別，說：“餘嚐謂以禮義性情為本，以鳥獸草木為料，風人之詩也。以書為本，以事為料，文人之詩也。”（劉克莊《題何謙詩》）他覺得江西詩派“資書以為詩失之腐”，而四靈體“捐書以為詩失之野”。（劉克莊《韓隱君詩序》）而黃文雷《看雲小集自序》則探索了調和的途徑：“或者乃病（唐體）格力之浸卑，南塘先生謂宜稍抑所長而兼進其短。斯殆名言。”要改變江西之枯澀，就宜引進唐體之“韻”；要改變四靈之浸卑，就宜引進江西之“力”。戴複古在《望江南·自嘲》中說：“賈島形模原自瘦，杜陵言語不妨村。”賈島是四靈所謂“二妙”之一，杜甫是江西詩派所謂“一祖三宗”的“一祖”，戴複古含蓄地表達了自己想要調和唐音、宋調的企圖。江湖詩人認為最理想的境地是將二者融和起來，所謂“聲調唐之上，精神江以西”（葉茵《讀梅雪村詩》），這是江湖詩派的為人所不理解處，也是江湖詩派的見大功力處。當然，結果如何又當別論，我以為這種苦心孤詣、這種追求應該得到文學史的理解和尊重。
本章稿竟，謹集江湖詩句作偈雲：
說與啼鶯未必知，（葛起耕）請君來看化龍枝。（何應龍）
元造本來惟寂寞，（張榘）秋風又老一年詩。（樂雷發）
（注：集句詩出處依次為葛起耕《春懷》、何應龍《筍》、張榘《春吟四絕》、樂雷發《寄姚雪篷使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