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是江湖詩派的整體特色，與宋以來的江西詩派和四靈大異其趣，它在為數眾多的江湖詩作中得到了多方麵的表現。
其一，通常表現為精神氣質的鄙俗。由於江湖詩人自身才力識見、文化素養、生活空間等的限製，他們有不少詩歌抒寫了遊走幹謁的落寞情懷，有些詩甚至是赤裸裸的金錢幹求。如第二章所列舉的“此行一句直萬錢，十句唾手腰可纏。歸來卸卻揚州鶴，推敲調度權架閣”（盛烈《送黃吟隱遊吳門》）、“更得趙侯錢買屋，便哦詩句謝山神”（危稹《上隆興趙帥》）之類。還有些詩人為求得“闊匾”，甚至異化到扭曲、變態的程度，如“倘令舐鼎隨雞犬，凡骨從今或可仙”（鄒登龍《梅屋吟·寄呈後村劉編修》）。這些詩歌當然情趣低下，語言塵俗。很多江湖詩人坦白率直地將自己的物質欲求宣之於詩歌，仿佛在這些字符的奇妙組合下，五彩明滅，祥雲變幻，金錢、華居、醇酒、美人都會一一在眼前呈現。他們絲毫也沒有顧及當時士大夫尖刻的嘲諷，甚至也沒有想到會招致千年難洗清白的“塵俗”的惡諡。
應該說，在這一點上，江湖是與江西詩派迥然異趣的。黃庭堅提出：“士生於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書嵇叔夜詩與侄榎》）陳師道也認為“寧僻毋俗”（《後山詩話》），唯有人的心胸精神不俗，才能使詩文書畫高雅可賞：“此書雖未及工，要是無秋毫俗氣。蓋其人胸中塊壘不隨俗低昂，故能若是。”（《題王觀複書後》）因此蘇軾、黃庭堅等重視個人的修養，他們讀百家之書，求江山之助，涵養多年，磨礪品格。“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蘇軾《與李公擇書》）愈是艱難挫折愈顯凜然風骨。隻這一點就超越流俗百倍，江湖詩人們又何敢望其項背呢！
然而，江湖詩人們對於國家大事也曾發出過“憂時元是詩人職”的呼喊，他們在詩論中也要求“不俗”，但由於他們大多被排除在軍政官場之外，生活在社會底層，兼之他們的才氣學問不夠博大，氣度不夠恢宏，與蘇、黃相比盡顯小家，終於隻能風塵仆仆地奔走在“塵俗”的道途上。我以為從江湖詩派的思想藝術整個傾向來說，潛存著一種冷熱兩極轉化的生動的精神力量。正是因為有這種精神力量伴隨始終，才使得他們的“塵俗”具有特殊的價值。這種精神力量就是平民意識。
由於南宋與北宋的世風迥異，遊士是介乎官僚士大夫與農工商之間的一個較為特殊的群體，其生活與士大夫生活有本質上的差異，亦即他們實際上和農工商一樣生活在社會的下層（有些遊士的溫飽還不如農工商那樣穩定），所以他們“塵俗”的眼光常常關注著民生疾苦，關注著與自身攸關的衣食，在這些敘寫詠歎中體現出他們的平民本色。江湖諸集中出現了大量的為勞動者“代言”的作品，如趙汝鐩的《翁媼歎》、《耕織歎二首》；利登的《田父怨》、《野農謠》；戴複古的《庚子薦饑》六首、《嘉熙己亥大旱荒庚子夏麥熟》六首、《織婦歎》；樂雷發的《逃戶》；趙汝績的《無罪言》；宋伯仁的《民夫》、《村姑》；朱繼芳的《農桑》；等等。
在這些詩歌中，作者不像以前的詩人那樣置身事外，而是真實地把自己作為悲慘生活和艱辛勞動中的一員。如利登的《野農謠》，有力地揭露和嘲諷了州縣官員“勸農”的把戲。勸農，似乎是關懷農民，可是農民種田原為衣食，何用官府來“勸”？農民不識字，張榜勸農有何用？它隻不過是例行公事的官樣文章而已，說穿了是為了秋後收稅，甚至不惜動用笞棰催收的前奏。詩的末尾說：
今年二月春，重見勸農文。我勤自鍾惰自釜，何用官司勸我泯？農亦不必勸，文亦不必述；但願官民通有無，莫令租吏打門叫呼疾。或言州家一年三百六十日，念及我農惟此日。
錢鍾書《宋詩選注》說：“唐以來講‘勸農’的詩很多，像利登的同時人鄭清之、許及之、劉克莊、方嶽等就都寫過這類詩篇，……也都是打著官話；隻有利登這首和諶祜的《勸農日》反映了殘酷的真實情況，說出了人民的話，揭穿了官樣文章。”完全有理由相信，利登所描寫的可能就是自己的親身感受和體驗，表達的就是自己的憤懣和怨恨。這樣的“塵俗”當然是具有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