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江湖詩人本身的處境是造成其詩風塵俗的又一重要原因。錢謙益在《王德操詩集序》中罵江湖詩人：“彼其塵容俗狀填塞於腸胃，而發作於語言於文字之間，欲其為清新高雅之詩，如鶴鳴而鸞嘯也，其可幾乎？”如果去除了惡意謾罵的成分，錢謙益算是抓住了生活與文風的關係，還是頗有見地的。
江湖詩人中除個別如劉克莊身居高位外，其餘大多遠離權力中心，社會黑暗和自身生活道路險惡艱難。身為士人卻無所成就，淪落江湖，因而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對政治進行非常有實質性的關切。更何況其間寶慶初（1225）又發生了江湖詩禍，江湖詩人遭受到嚴重打擊。直到淳祐十一年（1251），劉克莊寫有一詩，題為《辛亥去國，陳宗之、胡希聖送行，避謗不敢見。希聖贈二詩，亦不敢答。乙卯追和其韻》，題中兩個“不敢”，真實地反映了詩禍餘威之烈。江湖詩人在這樣的黑暗現實中生活，所謂“失腳江湖久，憂時鬢欲皤”（胡仲弓《失腳》），憂時的無奈與失腳的痛苦摻雜在一起，時時咬噬著他們的靈魂。“平生最識江湖味，聽得秋聲憶故鄉”（薑夔《湖上寓居雜詠》）；“挑燈無語閑商略，謀國謀家底計成”（胡仲弓《秋思》）；“自憐白發成何事，說與啼鶯未必知”（葛起耕《春懷》）；等等，都是深有感觸之語。換言之，“畎畝憂國事”（葉茵《次得雨韻》），“憂時元是詩人職”（劉克莊《有感》），江湖詩人們的政治觀念並未因自身遠處江湖而淡化。相反，他們憤怒地抨擊南宋君臣屈膝媚敵，腐敗無能；懷念故土和遺老，強烈要求恢複中原，如劉過《夜思中原》、《登多景樓》、《從軍樂》，敖陶孫《中夜歎》，戴複古《江陰浮遠堂》、《頻酌淮河水》、《盱眙北望》，趙汝鐩《古劍歌》，劉克莊《戊辰即事》、《感昔》、《贈防江卒》，樂雷發《烏烏歌》，毛珝《甲午江行》等愛國佳作，奏出了南宋愛國主義的最強音。然而，由於身遠江湖，“北望空多故國愁”（高翥《多景樓》），“可堪腸斷中原路”（胡仲參《清明》），除了哀痛與無奈，他們還能做些什麼呢？就算是上麵列舉的那些“最強音”詩作，也被士大夫們聯係到作者低下的社會地位，指責為“叫囂排突，純是子路冠雄雞、佩貑豚氣象，風雅掃地”！（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十）至於那些北望中原淒涼腸斷，那些無奈的淚泣，那些平民百姓對國事的最普遍的情感，更被視為懨懨無氣、卑弱和卑靡，更被視為“塵俗”。如江湖詩人劉過（1154—1206），字改之，號龍洲道人，極富才情，詩詞兼能，四舉不第，放浪於吳楚間，布衣終生，窮困而死。劉過有強烈的報國壯誌，力主恢複中原，屢次向朝廷陳述恢複方略，不被采納。他重視荊襄，認為“中原地與荊襄近”（《憶鄂渚》），“襄陽真是用武國”（《襄陽歌》），又認為“天下關中為本根”，皇帝應當駕幸金陵，不應沉醉於西湖山水而無意北伐。他激烈地指責統治集團昏庸無能和妥協投降，痛憤個人報國無門，愛國熱情至老不衰。韓侂胄北伐時，劉過表示“誌慕鞭四夷”，“一死所不辭”（《謁郭馬帥》）。後北伐失敗，他也就在這一年去世了。
劉過的七言古體縱恣豪放，才氣橫溢。如《多景樓醉歌》磊落跌宕，抒發了胸中的抑塞不平之氣。《從軍樂》痛快淋漓，洋溢著橫戈躍馬、獻身疆場的豪情。他的律詩，也以七言為好，如“獨有孤臣揮血淚，更無奇傑叫天閶”（《夜思中原》）、“事可語人酬對易，麵無慚色去留輕”（《送王簡卿歸天台》）、“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襄陽雪中寄江西諸友》）、“不隨舉子紙上學六韜，不學腐儒穿鑿注五經”（《多景樓醉歌》），或悲壯，或健拔，或精工，或奇險，這樣富有感染力的佳篇佳句在《龍洲集》中還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