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後世卻對劉過多有詬病。如紀昀《四庫提要·龍洲集提要》雲：
當其叩閽上書，請光宗過宮，頗得抗直聲。然其時在廷諸臣已交章論奏，非廊廟不言，待於草野言之者，何必屋上架屋，為此嘵嘵？特巧於博名耳。又屢陳恢複大計，謂中原可不戰而取，更不過附合時局，大言以倖功名。
這些批評當然發自於士大夫，說穿了就是瞧不起劉過等塵俗的平民身份，認為他們不配談論國是。
同時，江湖詩人的家境也大多是很貧寒的。他們的社會地位比起楊萬裏等更接近下層平民，所以其詩歌所表現的平民意識以及俗文化特色也更加濃厚一些，也較誠齋更為“塵俗”，從“寒儒家舍祗尋常，破紙窗邊折竹床”（戴複古《家居複有江湖之興》）、“布衣憔悴江湖客”（王諶《題雲海亭》）等詩句中即可印證。他們常常為貧窮、饑餓、疾病所困，常常為衣食而奔走幹謁，這樣，在他們馳騁才華、運用高雅的藝術形式進行創作時，也就難免不為利益所驅，落入俗套。戴複古是江湖詩人中的佼佼者，素稱“詩筆俊爽”，端平元年年底，他給翰林學士真德秀寫了一首五律《歲暮呈真翰林》：
歲事朝朝迫，家書字字愁。頻沽深巷酒，獨倚異鄉樓。詩骨梅花瘦，歸心江水流。狂謀渺無際，忍看大刀頭？
這首詩既訴異鄉作客之苦、思歸之切，又委婉地說不忍離去，目的當然是乞求對方幫助。“狂謀”應是謙語，指自己狂妄的請求。“大刀頭”是刀環，“環”與“還”同音，以“大刀頭”隱指“還歸”的意思。應該說，這首詩寫得勻貼、自然，“詩骨梅花瘦”，寫自己作詩苦吟，人像梅花一樣清瘦，造語奇警，不讓李易安“人比黃花瘦”專美。方回在評這首詩時說：“石屏此詩，前六句侭佳，尾句不稱，仍止於訴窮乞憐而已。求尺書，幹錢物，謁客聲氣。江湖間人，皆學此等衰意思，所以令人厭之。”對此，紀昀倒講了幾句公道話：“詩但論詩，不必旁涉。古來工部、昌黎，亦不免幹乞不止。石屏能一一廢其詩乎？”（見《瀛奎律髓彙評》卷十三）如何看待江湖詩人的幹謁，是另外一個問題，從詩藝上講，方回講得還是不錯的。末尾兩句的確幹求俗態畢露，與全首詩尤其是與“詩骨梅花瘦”很不相稱。
最後，平民藝術的發展和滲透也造成江湖詩作進一步走向“塵俗”。如陳允平《江南謠》就極富說唱風，纏綿悱惻，回環往複：
柳絮飛時話別離，梅花開後待郎歸。
梅花開後無消息，更待來年柳絮飛。
從文化發展史來看，南宋文化正是雅文化衰落，而俗文化逐漸興盛的轉折時期。說話、南戲這類以市井小民、田夫野老為受眾的俗文化蓬勃發展，而江湖詩人生活在市井小民中間，其對俗文化的耳濡目染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如劉克莊有好幾首詩描寫他家鄉福建莆田劇藝演出情況，作有《聞祥應廟優戲甚盛》、《神啟歌》、《觀社行》、《即事》、《田舍即事》等詩作，可知其對民間技藝頗有了解。這種了解表現於詩歌，便是詩歌的俗化。呂肖奐《宋詩體派論》第八章雲：
詩歌一直是雅文學最重要文體之一，由於傳統詩歌的創作一向是官僚士大夫文人的專利，所以它的士大夫氣、典雅色彩一直很濃厚，侭管從中唐以來逐漸發展興盛的俗文學時時對詩歌有所衝擊，但士大夫階層有意識的抵製，遏製了其俗化的過程，尤其是新變派、王安石、蘇軾、江西詩派都以激揚士氣、砥礪士節來改造俗文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直到南宋尤其是中後期，由於江湖詩派地位和生活狀況的各方麵改變，俗文化更加有力的衝擊幾乎無法抵禦，詩歌才日漸俗化了。當然，江湖詩派的詩歌還不能算是俗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它確實是受俗文化影響最大的，與以前的詩歌相比，它帶有更多的俗文化色彩。
我以為，呂說精審中肯，故從之不贅。